一、引言

根据制作者的不同，明代金银器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内府所作，产品有相对明确的制作标准，多表现礼制的庄严、等级的差异；一类是民间产品，它们可以定制，样式较灵活，多体现俗世日常的好尚、潮流的更替；另一类制作于藩王府，数量较少，同时受到内府的限制与民间的影响。三类之中，内府作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也最能体现明代的主流审美。

当前，内府所制金银器主要得自墓葬，墓主身份多为皇室或贵戚，有帝后、内嫔、藩王、外戚等，其材质上乘，制作精良，颇具代表性。它们由哪些机构生产？其人员如何配置？制作与使用的时间有何关联？面貌如何？下面的讨论便以这些问题为中心。

二、制作机构与人员配置

明代最重要的金银器制作机构是银作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庚戌……置银作局，掌造内府金银器用。”《明史》亦称银作局设立于洪武三十年，但在《大明会典》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颁布的冠服制度中，亲王、亲王妃所用“金册一副、银事件一副、金凤一对、金簪一对”等，已由“银作局办”。因此，银作局的设置时间似乎尚可再议。

检视出土实物，可发现永宣带铭文的作品中，不时有“随驾银作局（”见［附表一］之4、5、16、17、18）字样，这个机构是何时出现？后来为何又消失？它与银作局又有何关联？

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十二月甲申”条：“命礼部铸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印，凡十四颗，印文并加‘行在’二字。内府尚膳等监、惜薪等司、兵仗等局，凡印十六颗，印文并加‘随驾’二字。”银作局属于内府监局，当加“随驾”二字，改为“随驾银作局”。但鉴于当时还未迁都北京，随驾银作局也可能是从南京原有的银作局分出，随成祖巡狩北京。实物中有永乐十四年八月、永乐十八年四月随驾银作局所熔金银锭（见［附表一］之4、5）可与之互证。永乐十九年正月伊始，正北京为京师，去六部“行在”二字，设在北京的“随驾银作局”应当也省去“随驾”字样，实物可见永乐二十二年与洪熙元年银作局制器（见［附表一］之6至15）。仁宗登基后决意还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然而其享国不到一年，未及还都。宣宗继位，虽未还都，但保留了北京的“行在”之称，各监局也常冠以“随驾”二字。当前所见宣德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有“随驾银作局（”见［附表一］之18、19）与“随驾御用监（”见［附表一］之16）。正统六年十一月，英宗确定北京为京师。至此，不再称北京行在，“随驾银作局”也不复再现。由此可知，随驾银作局（以及其他随驾监局）的出现与消逝可能与明初曲折的定都过程有关。

除银作局外，内官监和御用监也是内府金银器较为重要的制作机构。

内官监设立于洪武十七年，早于银作局，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内官监“掌成造婚礼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及内官、内使贴黄诸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上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窨”。《酌中志》也记录了内官监所掌“十作”中有“婚礼作”，可知内官监参与制作婚礼器用与首饰。镌刻“内官监造”铭文的实物也可与此相证（见［附表一］之2、3）。以〔图一〕螺旋头锥脚金簪为例（见［附表一］之3、6、39），三者造型纹饰并无二致，但〔图一：1〕金簪出自内官监，而〔图一：2、3〕金簪出自银作局。已刊布的带铭文的出土物大部分产自银作局（见［附表一］），这或许与银作局成立后可专司金银器饰打造，分担了内官监的职能有关。

朱元璋早在吴元年九月便设立了御用监，但洪武一朝，其名称几度变更。至宣德元年（1426），改“御用司”为“随驾御用监”，三年于“西上北门之外造御用监作坊”。而其职能，据《明史》，“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虽未明言造办金银器，但实物有证。且依《明实录》记载，正统、成化年间有银匠供役御用监，甚至官至锦衣卫带俸指挥俭事等职。出土物也表明，至晚到万历朝，御用监依然为皇帝、太后制作金银器，只是数量不多，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万历帝的金药罐（见［附表一］之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