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艺术大展、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欧阳询书法展、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台北故宫的宋人花鸟画展齐出，可谓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以超豪华的阵容，国宝级的展品，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璀璨。历代的大师巨擘们，通过当代博物馆这个平台，穿越时空，雅兴联谊，丹青流芳，翰墨留香，具有现象级的启迪意义及文化建树价值，对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高端的艺术引领性

上博、辽博、台北故宫及日本东京国博，都是高大上的一流博物馆，在同一时段一起推出四个大型艺术品收藏展，应当讲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博物馆意识的共同彰显及博物馆职能的高迈取向。在这四个展览中，上博的董其昌艺术大展无疑是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万众瞩目。本次大展在展览规模、展品规格上不仅创董其昌在海内外历次展览之最，同时在图式谱系、创作文本、历代文献、相关资料、史脉艺绪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呈现，与理论研究、学术探讨、艺术评论、文化分析、史学梳理等实现了多元组合，对博物馆的本体功能与专业职能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及示范效应，让受众真正享受到了一次审美的饕餮大餐，也让专业人士真正领略到了一次深度的艺术巡礼。唯其如此，可以讲在国内外的 “董学”研究及“董展”系列中，具有集大成式的效应及里程碑的意义。

独特的文化构建性

如美国文化学家泰勒所言：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性。”因此，本次海内外四大博物馆所举办的四个艺术展，无论是在展览的创意与宗旨、形态与内容、意义与取向、延伸与辐射、开拓与研讨等方面，都达到了独特的文化构建性。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月16日至2月24日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将珍藏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出借扶桑。颜真卿是大唐书法杰出的代表，他的行书《祭侄文稿》被尊为“天下第二行书”。历史地看，日本书道最初源于中国，有“日本王羲之”之称的空海和尚，曾来大唐长安取经，直接书学王羲之、颜真卿。他的书法成名作《灌顶历名》，其运笔、结构就胎息《祭侄文稿》。因此，这次展览是日本书道的寻根溯源，也是笔墨精神与书学传承的一次独特的文化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