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村上隆从不避谈商业。他出过一本絮絮叨叨的书，名为《艺术创业论》，其中一节就叫“为什么我的画能卖一亿”。

大多数艺术家对“营销”一词即便不视同魔鬼，也敬而远之，村上隆却侃侃而谈。他认可媒体炒作的价值，鼓励年轻一代认清“艺术的顾客是极奢华的有钱人”，哪怕对方是俄罗斯的黑金，只要是国际潮流，就必须投入其中。他说价格才是可靠的评价标准，娱乐如是，艺术亦如是。

村上隆的首场国内个展刚刚在国际知名画廊贝浩登（上海）结束。如果你曾经去看过的话，可能会想起那 3 个展厅呈现的 20 多件作品，全部都叫《无题》。

整个展览被取名为“村上隆在奇幻仙境”（Takashi Murakami in Wonderland），其中贯穿了那些最为中国观众所知的村上元素：尖牙、大眼睛、鼠耳朵的 “DOB 先生”，糖果色花瓣、笑容满面的花花，或是以传统的二维形式以布面丙烯绘制，或是用玻璃钢做成雕塑。房间被这些简单的几何图案和明丽色彩所装饰，不断有人上前合影。

贝浩登（上海）村上隆个展“村上隆在奇幻仙境”现场。 摄影：Yan Tao。 ?2018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提供：贝浩登

在另一个房间里，几件数米长的作品浓缩了更复杂的元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男生告诉几个同伴。他的手指向一个类似男性生殖器的形象。

另一名观众说，村上隆的作品会让她想到当代的“快文化”。很少会有人在这里逗留超过半个小时。村上隆的作品，像今天的大部分展览、大部分商品，适合快速的消费，而非深刻的思考。

展览首日，纪念品商店里千元左右的“花花绒垫”迅速售罄。工作人员回忆，买家几乎“都不看价格”。

开展前一天，贝浩登（上海）给村上隆办了场开幕式。像在全球各地的开幕上所做的那样，他穿着夸张的戏服，摆着 Pose 与受邀的客人合影。村上隆解释过，戏服是他“吸引观众和媒体报道”的道具，以弥补英文不好的弱点。

1995 年，村上隆首场海外个展就是在贝浩登（巴黎）举行的。此前 2 年，他和画廊老板、艺术家伊曼纽尔·贝浩登（Emmanuel Perrotin）在东京的一场博览会上认识。巴黎个展之后，“Takashi Murakami” 这个名字逐渐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美术馆，村上隆先在国外打开了市场。

与贝浩登的合作带有偶然因素，但“出口转内销”的策略确是村上隆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1993 年，村上隆成为东京艺术大学第一位日本画博士。传统的日本画技法没能帮助村上隆打动藏家，只是让他得到了亚洲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可以去纽约呆一年。

事实证明，这段经历对村上隆至关重要。如果巴黎是 20 世纪上半叶艺术世界的首都，纽约则在 20 世纪下半叶加冕。无论当代艺术承受了多少嘲讽，美国的富豪依然像着了魔一样，把波普风格、抽象表现主义搬进客厅。同一时期，达明安·赫斯特在英国向世人展现了一条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鲨鱼，以表现“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这条鲨鱼以天价卖出。

为什么德库宁可以，赫斯特可以，而我不可以？村上隆频繁提及这些名字。他相信，自己找到了日本与欧美艺术的真正差距：欧美有成熟的艺术市场与营销模式，而日本艺术家，即使是标榜先锋的当代艺术家，也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亦步亦趋。

他以一种相当“解构”的视角看待艺术史：它不仅是创作的结果，也是将作品推向市场的工具。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在艺术史的脉络上留下个人痕迹，并让价格去证明这种痕迹的深度。

村上隆将安迪·沃霍尔看作这种游戏规则的典范。沃霍尔为梦露、小野洋子和自己拍照，参加名流云集的酒会，把番茄汤罐头从商场搬到了美术馆，也毫不掩饰对名利的渴望。对沃霍尔来说，艺术不需要是高雅的，和商业完全不矛盾，甚至根本就是同一回事。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后来由村上隆全盘继承，以至于他被称为“日本的安迪·沃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