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宫廷画家林椿《果熟来禽图》

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赞助人的理念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艺术史来看，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后者像是前者的工具。比如菲利波·利皮曾在给赞助人科西莫·美第奇写信时，曾自称“您的仆人画家菲利波修士”。提香也曾对他的赞助人费拉拉公爵阿尔丰索说：“古人艺术之伟大皆由于伟大君主的襄助，在委托绘画时，他们乐于将源于其才智的荣誉与名望留给画家……毕竟，我只是把从阁下那里得到的精神——最本质的部分——赋予形状而已。”卑微言辞间透露的自轻自贱，让人叹息。

虽然艺术家创作时会运用他们的艺术知识和素养，但在完成这些赞助人的“私人订制”作品时，却部分地失去了自我。难怪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也不无感慨地评论道：“艺术作品是捐赠人的作品。”维系赞助人和艺术家关系的，是背地里签订的合同，与其说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倒不如说这可能是一种利益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会对艺术家形成各种制约。

显而易见的一种制约是，艺术家可能无法做到“我笔画我心”，过于在乎主顾的意见，失去的是创作的自主性。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沦为贵族豢养的“笼中鸟”，文化的中心自然会发生偏离：从广大的人民和市井生活，转移到偏狭的院落府邸中。这无疑造成艺术家如井底之蛙，无病呻吟，文化艺术也成了无本之源。比如，在文学方面，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普遍流行模仿前人的软弱无力的“佩脱拉克主义”，只知道讲究格律，追求形式之美，对思想内容方面不管不顾。如此一来，新文艺所崇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遭遇破坏。洛伦佐喜爱的一些极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如画家波提切利，也曾在创作风尚上沾染上不少贵族气息。

倘若艺术家的创作跳出合同条款的框框之外，要么被拒收，要么被要求返工，甚至可能因违反合同条款而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这样的现象还会引发一系列的恶果，比如艺术的发展很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与冲击。

纵观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艺术赞助人的理念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近代以来“赞助”这一概念外延的扩大，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亦商亦友的特殊主顾关系烟消云散。当两个群体不再建立直接关系后，赞助在现代社会也可以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一切对艺术创作提供支持从而促进艺术向前发展的活动。企业、收藏家等都可扮演赞助人的角色，甚至未来，每个艺术的拥趸都可以是赞助人，成为推动艺术市场的潜在动力。在这样的场域中，赞助人与被赞助的艺术家之间，也或将形成更为平等的契约关系，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