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尧伊，《革命理想高于天》，1976

回到更加具体的问题：展览如何聚焦“中国风景”？“中国风景”又意味着什么？无疑，正如题目所言的“中国风景”，这一艺术史回顾性的展览回归于“中国叙事”的落脚点，并从相对中性的“风景”出发处理中国纷繁动荡的20世纪后半叶。不过，很难说展览主题的分类是有观点性的，更不必言批判性。从内容上，展览的起点被明确追溯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开端处便关注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创作；从风格上，这里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两结合，进而有“文革”时期的“红光亮”、“高大全”等。而改革开放后，风格的多样难以被统领为某种叙事，出现更多艺术创作的形式和面貌，并被归为不同的主题下。虽然这些主题中包括“国家与个人”、“神性与日常”这种似乎以批判性视角复杂化历史的章节，不过统领于“中国风景”的宏大叙事中，它们似乎又被吞噬、咀嚼与消化掉了。在某些片刻，曾经的政治杰作和如今商业的宠儿联手登场，唱出一幕新戏，如1976年革命浪漫主义题材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获得和1999年刘野《朝阳》同时呈现的契机。这时，某种历经转化而核心不变的政治议题再次被唤醒，在作品的并置中显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