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溪《六柿图》©MIHOMUSEUM

《六柿图》的纸张质地紧密，白中微微泛黄，看起来颇为厚实，能够比较好地与墨的干湿相契合，并达到牧溪的心理预期，这似乎道出了牧溪的用纸倾向。《六柿图》由于历史原因，右侧有些许残破，其中右二和右三两枚柿子有过“补笔”。通过现场观察可知，纸张特点与北京故宫《写生图》卷非常接近。《六柿图》中的柿子先用比较粗的笔道，绘出其大致轮廓，后用墨染出柿子的果皮，最后用浓黑的墨色绘出柿子的蒂和把儿，这种用笔技巧与北京故宫《写生图》卷中众多果实的描写特点一致。同时，《栗图》的折枝构图，叶脉干湿控制的习惯，叶子的染法，与故宫《写生图》卷中的一枝枇杷高度一致。

非常凑巧的是，在台北故宫的“来禽图”特展上，台北故宫《写生图》卷也终于展卷。台北《写生图》卷用笔更接近明代水墨写意画，画卷最末处的款子，明显是从别处移来的。这就说明这是一卷经过拼配，画心是明代早期临摹的画卷。而那个被切过来的款子所用的纸张，与《栗·柿图》接近。

通过梳理其中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用纸还是用笔，故宫《写生图卷》、台北故宫《写生图》卷的款子、龙光院《栗·柿图》都出自一手。换句话说，它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真伪情况“一荣俱荣”。徐邦达先生认为，故宫《写生图》卷后沈周题跋遭到涂改，“似非牧溪之画”，倒也没有直指画作本身的技法和风格问题。

一场展览或许不能把作品前面的“传”字去掉，但不论《栗·柿图》的真伪如何，我见到了这件传说中的名品，也会一直记得深夜里，在展品目录发现它的名字，躲在被窝里窃笑欣喜的那个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