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

另外，作为司空见惯、甚至常常被恶搞的名画，《蒙娜·丽莎》可能再难被视作以有血有肉女子为原型创作的肖像。撇开盛名纷扰，她最吸引人的是似乎在不断变化的表情。人们在这捉摸不定的表情中，看到了多重情绪——嘲弄、悲哀、甚至恶心。

使油彩获得生命的秘诀在何处呢？目前的共识是天才自创的渐隐法（“sfamato”）：通过模糊不清的轮廓（如表情丰富的嘴和眼部）、柔和的色彩，画家使一个形状隐入另一形状中，给人们留下遐想余地，避免枯燥、生硬的既视感。这一做法纷纷被效仿：据称，曾对达·芬奇产生影响的画家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反受其影响，在以著名政治人物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为原型的画作中使用了类似手法，以至于评论称《蒙娜丽莎》的容貌有相似之处；根据《剑桥艺术史》，威尼斯派著名画家乔尔乔涅是第一个掌握达·芬奇“轮廓模糊法”的画家。

不过，根据贡布里希的说法，《蒙娜·丽莎》的神秘感远不止得益于渐隐法。实际上，达·芬奇凭借傲人技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冒险。作为倾注大量精力对自然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艺术家，他不再只是“自然的奴仆”，而是巧妙地利用、并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画面左边地平线比右边低……[看画面左边时]，这位女人看起来比我们注视画面右边时要挺拔一些，她的面部好像也随着位置的变化而改变……然而，如果他不能准确地掌握分寸，如果他不是近乎神奇地表现出活生生的肉体[特别是手部，笔者按]来抵消他对自然的大胆违背，那么这些复杂的手法就很可能造出一个巧妙的戏法，而不是一幅伟大的作品”。

盐野七生写道，达·芬奇的伟大甚至还引起了另一位天才米开朗基罗的“忌惮”：后者完成《大卫》后，达·芬奇主张把雕像放在可避风雨的回廊中。但“对前辈抱有强烈竞争意识”的米开朗基罗主张哪怕风吹雨打，也一定要把雕像立在市政厅前。更有意思的是，佛罗伦萨政府还一度灵光闪现，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同时在市政厅大会堂创作壁画。51岁的达·芬奇选择了安吉亚里战役（Battaglia di Anghiari），而27岁的米开朗基罗则选卡西那战役（Battaglia di Cascina）主题。不过，达·芬奇因解决不了颜料变色的技术问题而再次“撂挑子”。这幅未完成之作的底稿评为杰作，后世众多的临摹者中还包括知名画家鲁本斯。

来自“金主”的空白支票

渐渐地，杰出艺术家与金主开始“势均力敌”：他们不再与随时接受活计的工匠为伍，或被动接受雇主的欢心恩赐。达·芬奇的影响力还远远超出了个人身份层面：虽然“人才输出大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经济上吝啬、在政治上优柔寡断，但因为孕育了伟大的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它在文化方面非常活跃，并以此为筹码占取了不少外交好处。正如瓦萨里的评价：“他光彩照人的形象给每个忧郁的灵魂带来慰藉，他辩才无碍的风度让每一个固执的心灵为之折服……他的作品会让最简陋、最萧条的房间熠熠生辉。因此，正如列奥纳多的诞生给佛罗伦萨带来巨大财富一样，他的去世给佛罗伦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艺术家的新地位在建筑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贡布里希写道：文艺复兴建筑家渴望的，是在满足实际需要时无法获得的那种“完美的对称性和规整性”。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来自强有力赞助人的“空白支票”，以抛开传统、利害，创造出让人头皮发麻、睥睨万物的作品。

达·芬奇就数次得到过这种礼遇：年届50岁时，他以建筑技术总监身份为波吉亚家族如日中天的军事天才切萨雷·波吉亚工作一年，并成为后者口中“最亲密的朋友”、“我的阿基米德”。切萨雷曾发布公文，允许达·芬奇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对他施予绝对的信任：“公国内所有城堡、要塞、设施和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均须与莱昂纳多·达·芬奇总监协商，执行其指示。违反此命者，不论本人曾对此人抱有多大之善意，必遭本人唾骂”。

1516年，受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邀请，达·芬奇携带自己的作品移居法国昂布瓦斯（Amboise），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据传，22岁的法王还时常通过城堡地下通道更方便地拜访大师。

达·芬奇在最后3年内完成了未完的画作（包括《蒙娜·丽莎》）、构思了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的总体设计（其中包括象征无限复兴的双螺旋楼梯），还计划用河渠将卢瓦尔河谷和里昂河谷连接起来。法王耗费巨资以及近26年的时间，于1545年完成了香堡总体建筑。弗朗索瓦一世逝世后，香堡在亨利二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期间逐渐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