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的维持特鲁威手稿

为了“身份”，战斗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广泛兴趣与提升生存状况的现实考虑密切相关，因为在多方面建立声望是艺术家事业上升的必要条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写道，当时艺术家仅被视作“卑贱”的手工业者，地位远低于“脑力劳动者”（如“自由教育”学科——辩证法、修辞或几何）：“世俗眼光和成见是强大的势力。有许多人会非常乐意邀请讲拉丁语、能言善道的学者赴宴，但要把相同礼遇延展至画家或雕塑家，则会踌躇再三”。这令人联想到，在1482年致米兰公爵斯福尔扎（Ludovic Sforza，画家为其情人Cecilia Gallerani创作《抱银貂的女士》）的自荐信中，达·芬奇自称是军事工程师（建桥、暗道，攻破堡垒、设计大炮与装甲战车），对自己的艺术才华只是一笔带过，且仅仅是为了表明一点——“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行，并且不比别人差”。

对此，我们可以有几种诠释方法：考虑到当时米兰与威尼斯的交战背景，军事工程师是亟需的“对口”人才；达·芬奇真正的志向并不在艺术；艺术家相对低微的社会地位是减分项。

总而言之，为改善自身地位、摆脱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艺术家们奋力扩展视野：“意大利艺术家开始借助数学去研究透视法则，求助于解剖学去钻研人体结构......如果不探索自然的奥秘，不去研求宇宙的深邃法则，就无法得到美名和盛誉”。《剑桥艺术史》将艺术家比作“绅士”的评价也侧面反映了这一思维模式：“乔尔乔涅和达·芬奇也许有某种精神上的共性……达·芬奇能在七弦琴上弹出美妙的声音，乔尔乔涅则是著名的琵琶手……在他们身上可看到高贵的心灵和优雅的情操……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绅士艺术家’”。他们想凭借卓越的才智和精力，让世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手艺活变成高贵、体面的职业。这是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胜利难以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