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草间弥生 2008

异花授粉

如果把起源于欧洲的油画比喻成一棵盆栽，它的胚芽期始于13世纪初宗教场所的木板画和壁画——当时被称为“坦培拉”（即蛋彩画）。至15世纪，这盆花进入第一个繁盛期——文艺复兴的辉煌时期。从地域上划分，这盆花又被分为南北两枝，一枝继续栽种在南方——今日之意大利；另一枝生长在北方——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地区。

到了17世纪中叶，艺术之花从生长最旺盛的亚平宁半岛被移种到了法国，以巴黎为中心并得到了精心的栽培。到了19世纪，这盆在宫廷与学院中受到娇惯的植株在巴黎的郊区找到了新的土壤，重新沐浴在阳光下，获得了新的生机。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再经由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方施肥，至20世纪上半叶才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其生长地也从欧洲跨越大西洋迁移到了美国，波普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开始让这盆花变得越来越不像它的老祖宗。同时，一些亚洲的艺术家在20世纪初纷纷漂洋过海来到巴黎，他们把油画艺术带回了各自的国家。

本展别出心裁地将植物学中“异花授粉”的概念借用到西方花卉画的全球发展史中：在展厅中把欧洲艺术家、美洲艺术家及中国艺术家的花卉作品并置，讨论在“花卉”这一意象之下，各国艺术家如何在花卉的创作中探索迥然不同的表现手段。

印象派的莫奈重返静物画的那一年创作的满天星，像是从古典花园里生长出来的异花；而塞尚、高更和凡·高又像是在印象派的花园里生长出来的异花。毕加索在塞尚去世时曾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想到16世纪的荷兰，由于海上贸易之便利，那里成为“异花”的中转站和种植基地，经过授粉的花卉再散播到欧洲各地。而到了20世纪，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艺术家们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学习，在沙龙和民间自发举办的展览中让自己的作品“竞相开放”。巴黎是授粉中心，也是异花生长的起点。

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从1883年亨利·方丹-拉图尔创作的《涅尔将军的黄玫瑰》上，我们会发现欧洲画家的作品中呈现出中国月季引入欧洲与当地蔷薇杂交后的品种。再经过100多年的改良孕育，才拥有了达明·赫斯特的《深粉色玫瑰》（2019年）这种四季都能绽放的鲜艳玫瑰。

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花卉题材产生了新的象征性共鸣：马格利特《花之诞》颠覆了传统对于空间和自然的法则——一瓣是木纹，一瓣是天空；美国画家欧姬芙以“红掌花瓣”造型寓意生命之源；波普艺术带头人安迪·沃霍尔通过现代印刷手段成批地复制他的“人工花卉”；杰夫·昆斯则是以不锈钢为材料雕塑彩色花卉；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和村上隆将当年康定斯基所揭示的“点、线、面”与装饰性相结合，使夸大变形的“异花”夺人眼目。这些艺术家不仅摆脱了植物实体的束缚，也打破了艺术品和商品的界限，折射出物欲之下每个人的生存焦虑与生之自由。

来自中国的林风眠和他的学生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从东方带来自己的花种，到西方的园圃中汲取营养。这其中也不乏女性画家，潘玉良创作《青瓶红菊》时正是巴黎被德军占领的1944年。林风眠的同辈吴大羽融合了立体主义和野兽派两种风格的基础，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抽象花卉。与他的作品相比，周碧初的油彩静物《芍药花》，看似是新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实际上运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米家点”。

园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异花授粉空间，也是人与花对话的特定场所。西方人从自家园圃中拓展出园艺，这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最好渠道之一。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及园艺师的合作，孕育出古典园林艺术。这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元素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形式，彰显出设计者的志向、心境、人生观与世界观。人在园中观察到植物的荣枯，记录着时序的更迭与生命的流转——这是宇宙的内在节奏。

每一个花朵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它们看似静止，实则生命流动；它们看似无语，实则内心热烈。当画家眼中的一草一木通过画笔注入到画布上时，花卉的生命亦被摄取其中。这里融合了植物的精神，也凝结着人的情感与意志。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供图/德基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