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严智闲禅师作过这样一首偈颂：“去年贫，未足为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元代文人的真实处境恰如身无立锥之地。之所以说他们无立锥之地，不是说他们一概全无安居之所，而是说彼时的疆土尽为异族所占有，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他们的。

元 倪瓒 安处斋图 25.4cm×71.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的文人是伤感的，只是这份伤感不会被宋代之后的文人感受到，相反，在后世文人的心目中宋代成为他们无限仰慕的时代。如果让传统文人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相信大多数文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宋代，直到当下，宋代的文化形象在自矜风雅的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依然是美好的。文人们是有理由的：一来，宋王朝自赵匡胤开始就明文规定无论文人犯有多大的罪名都不会招惹杀身之祸，所以我们看多了宋代文人的贬斥、流放、外放等，但判处死刑的例子确是鲜见的，其中比较严重的惩处也就是赐死了；二来，宋王朝尚文抑武的治国策略，其原意在于宋太祖赵匡胤惧怕“黄袍加身”的闹剧在他一手建立的王朝重演，不过在客观上也为其文化创造的繁荣和发达奠定了基础，宋王朝的君王大多对文艺创作极有兴趣，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一时间擅长文艺创作的文人成为时代的骄子。相形之下，元代的文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元朝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身为异族的蒙古统治者相对中原汉民族来说是尚未开化的、野蛮的，他们对马上厮杀颇为擅长但对文化艺术却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兴趣，当时的高层执政者不通汉文者大有人在，因此他们对文人的态度也可想而知，时有“八娼九丐十儒”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竟低于妓女和乞丐处于最底层，这无论如何是文人们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