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学和研究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向：

1、走心的设计局部，专业上叫设计与身体感知。

2、以英伦视角审视经典设计，比如从剖面角度去重新解读经典案例。

3、跳出既有框架去理解历史建筑，比如从水，阳光，地质的角度来解构僵化的艺术史叙述。

4、建筑作为人造地形和基础设施的潜力。

对于格拉夫顿这一阶段学术思考的最好体现是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她们与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罗查（2006年普奖获得者）合作再现了巴西建筑的经典局部，马丘比丘的人造地景，以及她们在利马的项目模型。“建筑作为地形”这个题目很好地概括了建筑塑造城市地形（从专业角度，平面上的传统操作往往被归为形态，而剖面上的处理会被非正式地称为地形或地景）的潜力。

“建筑作为地形”，这句看似中立的口号实则充满学术雄心，因为这意味着建筑师在一定条件下要忽视现有的城市格局，并使用强有力的建筑形式去对其重塑。重塑一座高台去迎接阳光？重塑一座高墙去对抗海风？重塑一堵音障去阻隔公路？是的，这就是格拉夫顿于2015年在利马工程技术大学项目中的策略——建造有力的人造地景。

2012年以后，格拉夫顿事务所赢得了一系列大学项目，这其中包括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医学院（2013年建成），伦敦政经学院（2016年中标），巴黎矿业电信学院 （2019建成），图卢兹经济学院（2019年建成），伦敦金士顿大学（2019年建成）。格拉夫顿事务所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一如既往地平衡着 “甲方利益、城市文脉、学术追求”这三个难以兼顾的方面。但如果出现能够全然实现学术追求的项目，建筑师的学术积累就会爆发。在利马大学项目里，建筑师有了一个用建筑思维去回应城市环境问题的难得机会。对于自我意识过强的建筑师这可能是城市的灾难，但对于有良好职业修养的建筑师这则是城市的福祉。

我至今都觉得2015年建成的利马大学是最能体现格拉夫顿本真一面的作品，因为它让弗兰普顿的文化学说，让欧洲城市的文脉牵绊，让得房率等技术标准都统统失语。建筑师以最粗糙的混凝土形式去对抗外部环境的侵扰，并且让建筑回到与阳光、雨水、巨石和植被相处的原始状态。但去过现场的人也不禁会问，在强势的回应过自然之后，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粗野的材料感。相比之下，格拉夫顿在法国、英国、爱尔兰等地的作品的材料感要柔和得多。

时间拉回到1978年，当伊冯和谢瑞第一次拜访博塔的成名作莫比奥学校时，谢瑞说当时她们找到了在欧洲文化边缘地区做建筑的信念（当时的爱尔兰受英美建筑界的影响，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欧洲都属于文化边缘地区。这与博塔所在的提契诺属于意大利与瑞士德语区双重边疆的文化定位非常接近。而两者也都符合弗兰普顿批判性地域主义中对于文化之“中心与边缘”的论述）。

我不知道她找到的是秩序，是光，还是静谧。但40年后，当默里克大学医学院的深窗记录下雨水的痕迹，当利马大学的混凝土对抗着海风，当金士顿大学的外廊致敬罗马剧场废墟之时，我肯定她们体会过比其他英美壮游者更加深刻的东西——来欧洲大陆壮游是英国传统，对建筑界也不例外。英语文化区的建筑师往往会在欧洲大陆找到建筑设计的本源。比如格拉夫顿的前辈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就在意大利中部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并著有《意大利思考》一书。她们的欧洲建筑旅行，尤其是意大利旅行成为英语文化建筑师的范本。

【唯一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才轮到她们拿普奖？

如果我们以获奖历程的视角去回看两位建筑师的从业经历，那是否更容易看懂她们获奖的原因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1974年从都柏林大学本科毕业的伊冯和谢瑞接受的是经典的现代主义设计教育。也就说她们看的仍然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阿尔瓦·阿尔托这些最经典的现代主义大师，当然这其中也一定包括阿尔瓦罗·西扎、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这些活跃于当时的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她们的专业视野未必比1980年代后期毕业的国内名校建筑师丰富，但区别在于不列颠和爱尔兰建筑师误读的概率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