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拥有着足以炫技的文学能力。二十岁即得毛奇龄赏识。他的《自作三体诗》用五、六、七言绝句作同一题，是真本事。诗文似歌似谣，得古乐府遗意，上可信手拈来地用典，下可随心所欲把民谣改编，兴致来了自谱曲词，还非得给宠物西洋狗取名“阿鹊”。

砚铭，则是他在格律之外的一种自由体写作。清代“文字狱”文化压力下，智慧的文人总不能在创作中自施禁锢。《冬心斋砚铭》在雍正十一年付雕，可见有传之后人之意，有韵无韵，散整结合，且多有反映民生之作。金农生活在清代前后交替之际，学术大环境是经学上摒弃了明代推崇的宋学，复兴汉学，确立了考据的学风。通过对金石碑版的收藏和鉴赏，金农建立起一套题画、铭赞文字系统，但毫无学究气。他以一系列纯净的、值得玩味的言说，切中读者心智，为某种历史的缺失提供注释。

乾隆二年金农《跋林吉人砚铭册》云：“三十年最癖于砚，自履所至，作韵语品定者百余种，为人铭（者）十之七，为己铭者十之三”。无论是为他人作，还是如这一方自留砚，金农对于砚铭的创作，都是高度自觉的，绝不为了补白草草应付。

在金农那里，“农有薄田百廿亩”的田，即砚田，虽薄，但潜藏无限可能。这些奇幻的、施加了铭刻的书写工具，期待新思想来驾驭，来浇灌。金农嗜砚，亦不避讳商业推广，号“百二砚田富翁”。金农、丁敬、高凤翰、黄树毂皆有砚癖。借用诚品书店式的文案——“没有商业，艺术家不能活。没有文化，艺术家不想活”，磊磊落落皆贤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