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赵佶《夏日》 纸本 33.7×44.2cm

隋唐之际，书法上的篆隶真草行五体基本上已经定型，而在真、行两体中，欧褚虞颜柳诸家虽然接绪二王，但也逐渐坐大，形成自己的格体。赵宋以来的“四家”虽然已称“家”，但多是在一个框架中的个人面貌。这种面貌更像是一种风格，很难称之为“体”，更何况某些个人风格是掩盖自己技术上的缺陷，或由此衍发，如苏黄，或是对二王旧体的执著孜孜以求，如蔡米。而徽宗创造出的瘦金，虽然并不能被列入篆隶等五体当中，但却不在其规矩之内，虽然有着真书之形，但内中却有行书的逸态。倘非“天下一人”，实难办到。韩晗先生分析《夏日》书法（图2），“点画轻灵利落，格法严谨，外拓用笔，有纤巧秀丽之姿”。但他主要分析徽宗书法的缺点，“有突兀夸张之习气，—开笔均为切笔入纸（绝少藏锋），横竖护尾多以超乎它处的右斜下的长重顿（以致似多出一笔结）；撇捺左右开合飘展（的确颇含山谷笔势），捺脚绵遢超长且宽度远超捺撇（所谓兰叶之势）；折角醒目但下挂，折柄成上弓面；钩法更是凸显，弯钩有满月之夸张，直斜钩纤细直截，但一概钩锋犀利超长”。

这段文字太过“客观”，且受到中庸书法的影响颇深，认为露锋、轻行、重按是去某种缺点。我们并不回避徽宗书法有不足，比如过于开张，不利于长卷多字，楷书《千字文》即有此病。然而，我们也无法拒绝它的美，书法不应是一种规矩，也不是机械的肢体运动所产生的痕迹，而是一种思想，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评论者试图用标准化书写模式来看待徽宗之字。尽管这种标准原本来自极富情感及思想的“二王”书迹，却从未从字中走进徽宗的内心世界。看到了笔画中的弹力，却没有接受“刺目”表达。轻规仪重表达，是现代书法的必经之路。徽宗无意识地稍稍踏足，使其在前代诸体中或占一别裁之地，只因他另具一颗艺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