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 赵佶 《腊梅山禽》 绢本 83.3x53cm

在这种孤独之心下，所著录《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不再是一种文化炫耀，而是心理慰藉。仅就《宣和书谱》为例，其编撰是史上第一次由皇家主持的最为系统、规模最大的著录工作，共著录御府收藏的1175件作品，涉及历代书家198人。《书谱》共二十卷，除过首列诸帝王书一卷外，以下依次为篆隶书一卷、正书四卷、行书六卷、草书七卷、八分书一卷，可以看出徽宗仍以行草书为重。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谈到过内府收藏的盛况， “及（徽宗）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长久以来，我们可能忽视一个问题，即在当时艺术作品传播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传播力度及范围是受到持有者的地位及文化话语权极大的影响的，换言之，一位布衣平民要想看到前代名作的可能性极小。现在，我们爱好者可以看到《千里江山图》或《千字文》，哪怕是高清印刷复制品。但在当时，普通者想要看到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在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往往是位高权重的人物。这种情况在徽宗身上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批评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他自己却向一位艺术家的方向踱去。对于他本人的写作或是对北宋艺术史的书写，应该尽量把这二者分开来看。

包伟民曾经评价伊佩霞主编的《宋徽宗》这部书，“突出徽宗的君王角色，不再将他的政治行为与在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行为割裂开来”。当然他也暗示了赵佶的“昏君”形象及蔡京的“奸臣”形象都被逐步被塑造出的，这多少与话本小说《水浒传》的流行不无关系。如贾志扬分析的那样，徽宗坚持重用蔡京的原因，认为蔡京力主新政，追随者众多，虽多次被罢，徽宗仍然舍此而无他，不得不重用之。这与高宗朝岳飞之事近似，实是犯了政治上的忌讳，后来却披上了“忠义”的外衣。对徽宗及蔡京而言，蔡京是在引导徽宗接近文化的人。可是，徽宗却陷入了史臣所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史家尽量将他描绘成一位极具政治手腕，统治技艺高超的君王了，例如所徽宗“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等。其出发点还是在于为政，“他以九五之尊，介入这些领域，种种举措不免在客观上超乎常人，影响到朝政，可以肯定”，多少是对徽宗艺术世界的忽视，也始终未曾触及徽宗曾经那颗孤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