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5 胡慥《郑忆翁画兰图》扇面 局部 设色金笺 16×52厘米 私人藏

作为一位前朝旧民，郑思肖被元代后期的文人学者视为周朝的“顽民”，过着隐居生活，对新的王朝不抱好感。但是一位政治遗民的清晰形象是在元末明初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最终又在清代初年被明朝的政治遗民所放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绘画被剥离出原来的语境，变成了政治变迁的象征物。大阪的《墨兰图》作为一件物质文化遗存，在遗民话语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典范遗民的形象集中体现在诡异的姓名字号上。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郑元祐首次提出，南宋灭亡后，郑思肖开始仇视所有北方人：“自宋亡，不与北人交接”。而王逢首次提出“思肖”和“所南”的意义，并且提出他“坐必南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郑思肖传记则融合了二者。到卢熊于明初编纂《苏州府志》时，又提出“忆翁”也有类似政治寓意，从此关于郑思肖的姓名字号的强烈政治含义就变成公共的知识。其实，名“思肖”，字“忆翁”，完全可以有更直接的解释。“翁”指代他的父亲，“肖”意为相似，即“不肖之子”中“肖”的用法，意为以乃父为楷模。 “不与北人交接”和“坐必南向”，都应该是从“所南”这个号所引发的猜想。其实如果按照“思肖”和“忆翁”所体现的对父亲的纪念，“所南”的“南”就可以解释为原籍福建所在的方向。

典范遗民郑思肖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无根兰”。不过，正如本文试图证明的那样，大阪的《墨兰图》有可能是在宗教节日之时奉献给宗教社团的供养品。他在绘画中贯注的并非政治理念，而是对于佛教核心教义以及儒家的宇宙生成理论“易”学的理解和阐发。他通过绘画、诗歌、朱印、木记种种方式，在这幅小小的画中凝聚了十分广阔且非常个人化的思想，呈现出种种创新，也给脱离当时语境的观者提供了重新阐释的机会。

郑思肖的传记作者中，郑元祐和韩奕都见到了这件《墨兰图》。郑元祐的题跋中，用了“孤芳愁绝”来描绘画面给人的感觉。在他所写的传记中，则说郑思肖的兰花绘画： “疏花简叶，不求甚工。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虽然没有说明是针对具体画作，但却极为妥帖的传达了大阪《墨兰图》的风格特点，甚至也总结了郑思肖题画诗的晦涩风格。真正发展出“无根兰”理论的是韩奕。虽然他并未直接在《墨兰图》的题跋中言明这一点，而是写在文集中附于题画诗后的郑思肖传记里，但题画诗中对画面的描述“幽花间踈叶，孤生不成丛”可以看到郑元祐的启发。而在他后来写的传记里，更是直接引用了郑元祐“疏花简叶”一词： “时写兰，疏花简叶，根不著土。人问之，曰：“土为番人夺，忍著耶？”显然，大阪的《墨兰图》在他从画面的视觉特点引申出“无根兰”理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不用说他还在传记里准确引用了“求则不得”那个十六字的印文，从而以郑思肖的不畏强权烘托了遗民形象。

作为由宋入元的人，郑思肖当然是一位前朝“遗民”。但人们为“遗民”概念所填充的政治思想并没有支配他的艺术，更无法适用于他个人的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但我们可以说，郑思肖成为典范遗民的过程，反映出在这个过程被卷入其中的人的情况。郑元祐、王逢、陶宗仪、卢熊、韩奕、王达等等这些将郑思肖塑造成典范遗民的文士，几乎都是在1350年代至1370年代为郑思肖撰写了传记，而且全都与苏州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间段，正是从元代后期的军阀混战过渡到明朝立国的关键时期。从1356年到1367年，苏州处于张士诚政权统治之下。1368年明朝建立后，苏州又面临新的情况。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得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空前的错综复杂。郑思肖的典范遗民之路，正是艺术史对于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