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敦煌》——与石窟艺术朝夕相伴的40年“一书，上图；书籍左为封面，右为封底，下图；左：父亲常书鸿给作者的签字，右：常书鸿抄录怀念周总理诗句，（作者注：漏掉一个“声”字）。

书的开头《陪伴石窟艺术的生活——写给日本的读者》前言节选部分： 

前 言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周恩来总理的诗）

一来到日本，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感动，它使我回想起一九五八年首次来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的盛况，其感人肺腑的情景，如同周恩来总理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转瞬间过去了二十八年。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来日本举办展览会时，和水野清一、松本荣一、北川桃雄、原田淑人各位教授结交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尤其是诸位先生在曾经邀请过法国贝里奥教授的东京学士会馆，热情接待了我们敦煌艺术展览代表团一行，无微不至关照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欢迎宴会开始的时候，听到主持人原田淑人先生以庄重的语调告诉我，我现在的座位，就是当年日本学术界邀请的贝里奥教授所坐过的座位时，刹那间令我肃然起敬。虽然当时的很多先生现在已离世，但这件事仍旧萦绕在我的心头。

（中略） 

在这里，我深切怀念已经离世的片山哲、中岛健藏等先生的同时，还要向茅诚司、井上靖、平山郁夫、东山魁夷、加山又造、高山辰雄、清水正夫等各位先生，以及不能列举出名字的众多日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三年，应茅诚司先生之邀，我在日本石坂纪念财团发表了演讲，讲述了我参与敦煌保存、修复工作的经过。其中也谈到了我一生的追求和希望，还述说了我的忧虑。

刻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的石窟壁画和庐遮那佛的袈裟，据说那就是所谓的阴间地狱、十殿阎罗。我这个常聆听佛教所说因果报应、极乐净土的老人，忧国忧民，忧患世间的苦乐。正因如此，使我一生感到满足。

* 

我曾读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的《印度的发现》一书。尼赫鲁先生认为“0”的发现始于印度，但我在敦煌四十年，意识到了还有比“0”更小的“负数”。

（中略）

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九窟壁画，主要描绘了以佛陀前世为中心的画面，其内容引人入胜，起到了传教作用。壁画展现了各个民族的文字和音乐组合在一起的说唱场面（演唱中夹杂着韵律的道白），并且加进了规模宏大的经变故事。

典故讲述了佛陀在成正觉以前，似曾转世五百有五十次。其中包括：他曾作过十二次草陀罗（印度种姓等级中最低等级），十次牧人，二次象队的领路者，一次石工，一次雕刻工，一次舞蹈家，他还多次转生为畜牲。与此同时，根据《阇多伽本经》（又称本生故事）他还转生为帝王、拉札（王公贵族）、苦行僧、婆罗门（僧侣）和神灵。这些民间故事很容易让人懂得佛教试图证明的思想，即芸芸众生在烦恼与解脱中是平等的。

历史上无数的佛教信徒行叩拜礼，表现出他们谦恭虔诚、天真无邪的心。今天我们把敦煌石窟艺术当作头等大事来进行保护，冀望它的完整姿态能得以延续，这对于人类的文化，可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

今年，承日本石坂纪念财团的厚爱，为纪念我的讲演，拙着即将付梓出版。

此时也正值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十周年。记得1958年我第一次出发前往日本出席展览会前夕，总理向我表达了他的期待：“无论何时都不要动摇，为中日友好事业，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总理殷切的嘱托时时回荡在我们的脑际。 

本书能付梓出版，首先要感谢在敦煌与我同甘共苦四十载的妻子李承仙女士的大力帮助，感谢我的儿子常嘉煌为本书收集资料和摄影、制作图版等付出的辛勤劳动。还有为本书翻译的何子岚先生、平面制图的何萍女士以及提供50年代照片的安保久武先生，他们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这里一并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特别是在日本SIMVL出版会的田村胜夫社长及诸位工作人员的精心编辑下，使本书得以顺利刊行出版，在此也由衷地表达我的谢意。

最后，向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文化交流倾注心血的诸位日本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祈愿“中日友好万古长青！”

常书鸿

1986年3月于北京

（摘自《我与敦煌》——与石窟艺术朝夕相处的40年

常书鸿 著   何子岚+铃木 久 翻译   SIMVL出版协会株式会社 （发行）   田村胜夫 编辑和发布   1986年4月出版（引自P2∽8页）

这本书的前言中：父亲不仅从他学者的身份，更是作为一名中日友好使者的身份所发自肺腑的心声，深深地感动着我，促使我们将其整理了出来。

父亲日本讲学归国后，为了完成《我与敦煌》的编纂与修订，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为自己定下了年度写作目标。1983年10月4日父亲写给在原浙江青年报社工作的倪健中转给浙江友人的信中写道：

“东瀛归来，已忽忽两周。因为返国后活动频繁又兼老态益显丢三忘四，记忆力日渐衰退，未能向您及时请教，歉仄良深！出国前后四个月，在日目接邻邦蒸蒸日上的局面，回顾祖国改革声中一切令人鼓舞的形势感荷甚深！但尾大不掉，动作迟缓因循苟且的旧习积重难返亦令人着急。您们正当其冲，别来一年所见所闻如多深望有以教我以开茅塞，是所颂祷！”

“此次在日为日本石坂财团主持第六次国际学术报告会，在这次报告会上，我初步公开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敦煌佛教艺术与亚洲文艺复兴问题”，我是从大月氏迦腻色迦谈到中国大乘佛教广播东南亚和日本，从而促进亚洲文艺复兴的演变发展的概略，这个报告受到彼邦学术和科学界的重视，并希望我进一步撰写专书，由日本财团出版学术丛书之一。在外时际，我不能不对母校浙大和学校领导对我热忱的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回想去岁因为画“攀登”一年来受到您们的推崇和厚爱，使我在灵魂深处，时刻都在起着使命和鼓励的作用，我决心要在1984年内撰写完毕。为了拼挡一切，我希望能在故乡母校风光明媚中完成此书（书成后将由日本石坂财团精印中、日、法三种文字精印出版。）这是我目前想到并正在开始工作的情况报告，希望能得到母校师长同学们的指导和帮助！” 

看完这封父亲37年前的信，我油然起敬，父亲当年已经79岁，但还是锐气不减、老当益壮，激情满满地向老朋友讲述了日本讲学的经历和自己的抱负。为了传播敦煌艺术，父亲还在努力。

2020年10月27日于日本

注：本文转刊自敦煌研究院，日文部分由常嘉皋、刘渊翻译，图片均由常嘉皋提供。作者原注：致谢原中央工艺美院张绮曼老师、原浙江青年报社倪健中先生，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总务担当本桥美津子先生。专请我的老朋友原常磐大学教授林和生先生核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