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与其它商品不同，陶瓷不易朽烂，即使历经千年，碎为残片，研究者也能辨识它们的产地与年代，结合出土与留存地点，可以追索其流动轨迹。正因如此，贸易陶瓷研究与考古已经成为探索古代交流与贸易、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不同地区港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拾取这些历史的片段，尝试从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南贸易盛景。

汇通四方：唐代江南贸易枢纽

在扬州当地考古发掘中，唐代地层的陶瓷残片数量猛增，令人瞩目。扬州本地并无瓷窑，追索这些器物的产地和流通轨迹，可以拼合出当时扬州在水路交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最常见的长沙窑来自湖南，而长沙窑执壶上恰有“借问舡轻重，满载到扬州”“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的诗句。这个线索提示我们，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扬州在当时已是极为繁荣的运输航线。北方邢窑、巩县等地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在扬州也非常普遍。它们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扬州，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密切相关，通过永济渠、通济渠、淮水、邗沟的水道联通，北方地区的物产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扬州。

扬州城内大量越窑产品则来自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顺运河抵达。自此，我们已经可以利用陶瓷残片，勾画出扬州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节点的面貌。更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扬州罗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的西亚孔雀蓝釉陶器，来自波斯大食。西亚陶器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现，显示了扬州与海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唐代扬州靠近出海口，有大量西亚人在此经商，扬州出土的摩呼禄墓志明确记录墓主系“波斯国人”，“舟航赴此”，这里正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进一步比较扬州、黑石号沉船及海外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组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扬州作为国际港的位置。黑石号是一艘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器物组合包括长沙窑，北方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越窑、西亚孔雀蓝釉陶器，与扬州面貌一致。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发现了与扬州出土陶瓷类似的组合。

通过探讨扬州城内的陶瓷遗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江南城市在唐代迅速崛起，通过运河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陆上丝路的东端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扬州，北方商品得以自扬州出发，输出海外，而江南物产也能经由扬州到达洛阳，再通过商队行销丝路沿线城市。扬州成为当时重要的枢纽，在对外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器行天下：宋元江南物产输出

对陶瓷流通轨迹的追索能够帮助复原古代贸易网络，利用陶瓷的线索，还能进一步了解贸易的规模与版图。

跨入宋元，我们首先关注印度尼西亚的井里汶沉船。如果说遗址考古是按照地层对某一地区过往的层层揭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时间胶囊”，将一个特定历史片段呈现在世人面前。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记烧”纪年越窑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宋初968年或稍后，早于吴越纳土归宋（978年）前数年。船上出水的越窑青瓷大约有30万件。五代至北宋初，江南吴越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以慈溪、上虞为中心的越窑更是瓷窑林立，产量剧增，成为吴越王钱镠进贡宋、辽的贡品，同样也是对外贸易、获取利润的重要商品。30万件的数量印证了当时江南物产惊人的贸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