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我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看到的大多数演讲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演讲者面向学生，背对着他们正在谈论的艺术品。当然，在放映幻灯片或艺术品数字图像的演讲厅里也是如此。所以，就如罗伯特·尼尔森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教师被提升到了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

当演讲者向听众介绍作品时，他可以……从作品的观看者转变成这件作品或其作者的代言人。从这种修辞的立场，（他）能够解释作画的动机和意图，因为他要么已经成为这件艺术品，要么已经成为其作者，或者兼而有之。这种口头上 的演绎让图片说话、行动、有所欲求。

成功的艺术演讲者往往因为他们能赋予艺术品以“生命”而广受赞誉，就好像艺术品是墙上未充气的气球一样，等着被充入热气。虽然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演讲，但是背对着一件艺术品来谈论它，这种做法暗示着文字优先于图像，或至少文字是理解图像所必需的。

瑞士艺术史家海因里希·韦尔夫林（1864—1945），他以一种可能会引起当今艺术演讲者模仿的方式著称。下面是他的一个学生的描述：

即兴演讲大师韦尔夫林将自己置于黑暗中，与他的学生坐在一起。他的眼睛和学生们的一样都直视着那幅画。就这样，他团结了所有人，让他们成为理想的观看者，他的话语提炼出所有人的共同体验。韦尔夫林默默地思考着那部作品，按照叔本华的建议，就像一个人走近一位王子那样走近了它，等着那部艺术品向他开口说话。他说得很慢……韦尔夫林的演讲从来没有给人以一种准备好了的印象，就是某种已完成的东西被投射到那件艺术品上。相反，它似乎是由那幅画本身当场生成的。于是，那件艺术品保持了其卓越的地位。

这与那种强加给疲倦的人群，让他们伸长了脖子去欣赏讲解员脑袋后面的艺术品的刺耳的事实讲解，有多么惊人的不同？韦尔夫林和其他伟大的老师为他们的听众树立了观摩艺术的榜样，并鼓励他们自发地、带有感情地做出反应。聆听者不是试图吸收信息，而是被引导着模仿老师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可以让人们积极地融入艺术品（发生同化），那么听者可能会希望寻求更多的信息。

看艺术品要量入为出

和“二战”后的许多英格兰小男孩一样，我曾花大量的时间站在横跨铁轨的铁桥上，在那里被蒸汽包围着，参加一个被称为“猜火车”（trainspotting）的活动。当一列冒着滚滚浓烟的蒸汽火车冲向我们所在之处的下方时，我们在脏兮兮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它的编号。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发现”一列特定的火车就足够了，然后我们回家查阅百科全书式的手册，以便研究我们仅仅瞥过一眼的东西。同样，一些参观博物馆的人在瘫倒在自助餐馆之前，他们也会仔细计划要尽可能多地“发现”一些名作。作为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时间。没人知道我们有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把自己塞得满满的，而又生活在“无所事事”的恐惧中吗？身为美国人，我们特别容易受到个人生产力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浪费”自己的业余时间，我们在休闲活动中努力工作着。我们痛斥空想家和游手好闲的人。我们一边慢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喝着瓶装水一边规划着下一项活动。如果看到一个朋友无所事事，我们就会问：“你怎么了？”

我在上面提到过，卢浮宫做过统计，参观者观赏一幅画所花的时间平均为10秒。当代艺术家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则认为他们所花的时间甚至比这更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个人看一幅画的平均时间是多久——7秒钟？我想让他们着迷。我必须提高门槛，这样他们虽然得不到，但实际想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