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的陶文，主要见于山东莒县、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上海青浦崧泽、马桥，浙江良渚，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新郑、登封、阳城，广东佛山，河北磁县下七垣，江西清江吴城、万载榕树窝、鹰潭角山，山东沂源，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陕西武功、岐山、扶风、凤翔，湖北宣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陶文并不发达，与之相对应的是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以进行对比研究，而同址出土者多为器物编序号码、族徽记号，文字最多者为山东沂源出土的商代陶文共有十一个单个刻画，但不能释读。与之同期的商代通行文字尚不止于此，我认为只能在文字大背景中是一个另类，并不能代表商代文字使用的通行状况。从刻画方式看，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陶戳按抑文字的状况，大多为手工随意信手而做，表现出更多的率意性；从文字的内容考察，不同的陶器上有着相同的文字，如陕西岐山出土的陶器上的“周”字，书写都有着极大的稳定性，并且表现出了一致性，到了这个时候生产量的不断增加，陶工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刻制陶戳的愿望就产生了。

　　这时期的陶文多为一器一字，陶器的表面积和文字的占有面积之间有着很大的比例悬殊，依据现有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陶工都是固定地占有一定的书写面积，没有铺天盖地的那种书写思想，把更多可以书写的面积让给空白，表现出中国文字在空间中的约束性。同时表现出了陶工对空间的把握意识，虽然有些文字书写气度上十分奔放、恣肆，但都很难跨越他们心中长期形成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