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扬州画派的作品中有许多属于与现实联系紧密的，有些内容是过去画家没有表现过的；有些是采用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时代看，无论笔墨还是内容，他们的作品当属随时代的。虽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看到有表现社会与过去不同的内容。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多出现在1900年以后，且多属于风俗人物画。这似乎和近代古体诗革新运动的“我以我手写我口”有一定关系。足见真正从观念上认识到笔墨当随时代，摆脱摹古之风在近代开始成为了国画所向的主体，或者说“面向当代”逐渐被国画家所共同取向，哪怕是从口头上成为了一种共识。当然，这曾经也有过一个过程，摹古与从古法汲取曾经经过了一定的时日的过渡期。故此这个时代的国画风格虽在技法上不乏生涩，却也千姿百态。过去曾实践过的，以西法改造传统，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站在传统吸取西法，可以表现出的笔墨当随时代的作品，不论在技法上还是在构图造型上都具有了一定规模。

以西法改造传统的林风眠，大量的从西画透视上和笔墨上出新；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已经渐远了传统国画。站在传统吸收西法的徐悲鸿，使西画透视在传统笔墨上中熠熠生辉，既坚持了传统又有所创新。但是这二者在表达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林风眠是用的西法，风景画、花鸟画近于西画的写生和静物写生，仕女画也突出的是现代人的感受。而徐悲鸿则秉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近代笔墨随时代创作中，吴友如、陈师曾、丰子恺的作品展现了许多现实中社会的情景，可以说是最接地气。在上世纪60年代钱松岩的作品最随时代。当然，从作品的艺术价值来看，并非是随时代的作品就为上品。我们评价艺术家的作品除了从内容、笔墨、构图等方面鉴赏外，最重要的是能否具有文以载道的品质。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又不必死板的非以表现当代题材为是，“借喻”往往更佳。徐悲鸿在“愚公移山”作品中用古代人的形象反映现实中的抗日战争，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有相当的作品采取的都是借喻手法。这样的笔墨效果往往更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感染力。比如齐白石的人物画大都不用当代人形象，而用古代人的造型，其反应的事却是当代的。

总之，国画中笔墨要呈现出鲜活的景象必须紧随时代。但国画是传统艺术，它积累有丰厚的笔墨表现等手段，它虽然需要不断出新，但继承才是它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因此所谓的随时代并不是非要在笔墨形式上创新，而是要它在表现内容上反应现实社会的问题。不过应认识到的是，国画并不是写真的新闻写照，虽然随时代需要它在内容上更贴近生活，但必须在表现手法上和现实拉开距离，且不是非死板的用现实中的形象，也可以使用比喻体。

笔墨当随时代，随时代的笔墨身负有诸多外在美的重担，但所运用的整体造型贴近现实才是它首当其冲的任务。

北京艺术研究所  刘玉来  201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