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价墓出土螭首金盘

　杨价墓出土螭首金杯

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海龙屯遗址均建造和使用于土司制度发展盛期，曾为土司治所和军事城堡，是土司制度实施的典型先行地区，是典型的多族群文化复合区域。作为系列遗产，具有土司行政和生活中心典型的功能构成、聚落格局和建造特征，在土司治所或城堡中具有代表性。

2015年7月，德国波恩。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表决大会上，我国的三处中国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屯申遗成功。

三个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深入开展从2010年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被列为2010年的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2011年，我国开始以土司遗产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三处土司遗址

在众多的土司相关遗存中，土司治所、城堡类遗存因其功能的综合性而最具代表性，是土司遗产的基本组成要素，共同体现出土司系列遗产的整体价值特征。其中，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海龙屯遗址均建造和使用于土司制度发展盛期，曾为土司治所和军事城堡，是土司制度实施的典型先行地区，是典型的多族群文化复合区域。作为系列遗产，具有土司行政和生活中心典型的功能构成、聚落格局和建造特征，在土司治所/城堡中具有代表性。

首先，三处土司遗址以历史时段上的共性特征和内在关联见证了古代中华帝国发展史中独特的“土司制度”及其管理理念。播州土司授宣尉司职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是最早设立的高等级土司之一，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明王朝发动平播之役，武力改土归流；湖南永顺土司授土司职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宣尉司职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在土司制度鼎盛时期成为最高等级土司之一，清雍正六年（1728年）遵循“改土归流”要求，和平结束土司统治；唐崖土司授长官司职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是较晚设立的低等级土司，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遵循中央政府“改土归流”政策，和平结束土司统治。三处土司城址的兴废背景与土司制度的产生、鼎盛、变革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反映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中央政权和少数族群地区间利益平衡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

其次，三处土司遗址反映了土司制度有效推行的典型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三处所在的武陵山区和大娄山区，除了具有山川密布的典型地理特征外，还位于西南山区最接近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具备有效推行土司制度的成熟条件。在选址模式上，充分依托自然山水地形、适应亚热带暖湿气候条件的生存智慧，主要呈现出云贵高原东北边缘山地聚落背山面水、因地制宜的传统选址特征。老司城、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位于半山平缓坡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呈现出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地聚落选址背山面水的基本特征；海龙屯作为山地城堡，既考虑了借助天险进行军事防御，又兼顾了屯上生活的便利。在整体格局上，三处遗址具有相同的聚落形态特征，明确反映了土司遗产共同的价值主题。

另外，土司遗产是各级“土司”统治、生活活动中最直接的物质载体，包括土司的行政治所、军事城堡、官署建筑群等遗存。这些遗存反映了土司制度作用下土司社会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状况。三座土司城的建筑风格在其所有遗存中最具代表性。三座土司城位于山地地区，墓葬多为实石墓，与中原地区的泥砖墓相比，更为大气。三座土司城的居住建筑、城墙、城门、道路、街市、码头、水井、排水设施、采石场等，体现了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理念，具有鲜明的当地民族特征。另外，土司城的建筑风格特征体现了土司制度管理下的少数族群地区在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建筑技术与艺术、工程组织等方面对中央规制和中央官方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促进了本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发展。

三处土司遗址中，播州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最早，唐崖从1978年开始，老司城从1990年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