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現代都市裏，杜覺民並不與這一切絕緣，但他保持著警惕的意識。文明社會永遠會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痛苦與困擾。在較為富足的社會，窮人極寒而死的現象減少了，但人與人在經濟上和地位上的巨大差異會變得更加刺目，人們對公正的渴求變得更加強烈。同時物質上的自由與精神上的相對不自由也構成了更為尖銳的對立。對待這些“消極現象”甚或宿命困境的態度，決定了思想者的路向與境界，表達它們的方式與力度，決定了藝術家的風格與層次。在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提供的資源雖然不少，但遠不如西方文化豐富。

   杜覺民不是一位仿舊式文人，而是對西方思想文化資源充滿興趣。他曾用一周時間通讀完了百萬字的英國學者彼得•沃森所著《西方思想史》，對西方現代文藝理論頗為熟悉，甚至有點偏激地認為“從筆墨的角度切入來研究繪畫，應該也是受西方影響”。他廣泛涉獵西方文化，文學尤其是詩歌向他傳遞思想的力量，音樂給他提供形式上的啟示，而電影兼有這兩方面的功能。他的工筆劃中表達出明顯的光影變幻感，人物肖像尤其是大頭像具有特寫鏡頭的效果，這些處理手法與電影藝術有著內在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