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诱惑力来引起拍摄对象的反应，这样她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她提出的问题让她的好友帕蒂·希尔（Pati Hill）感到无所适从。2011年，帕蒂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道，“她曾经问我快乐是什么感觉，好像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想她所渴望经历的快乐大概像抽烟或者坐干草车一样具体吧。”在后来的几年，她去看心理医师时抱怨自己一辈子的感受实在太少。她还说，分娩与行经是她仅有的两次快乐经历，因为身体上强烈的痛感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

与拍摄对象的互动是支撑阿勃丝活着的信念。她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样子。然而大众常常误解了这一点，认为她深入社会边缘与变态狂和精神病患者的交流加重了她的抑郁，并最终导致她在1971年自杀。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阿勃丝后期生活中的关键人物——画家兼艺术导演马文·伊斯雷尔（Marvin Israel），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对此作了澄清：“戴安见到那些人非常开心。也许她的热情和精力就在于发掘更多这样的人。”

1956年她的这类热情几乎枯竭，因为她经历了长时间的虚空和幻象。这段经历终于让她崩溃了。她对希尔说她仿佛遭受了一场“精神上的车祸”，她觉得自己已经面目全非，其他人却都假装她还完好如初。

巧的是，她自身存在感的消解与婚姻的解体步调一致。她退出公司的第二年，她的丈夫艾伦就开始上表演课，想成为一名演员。在课上他遇到了极具表演天赋的年轻姑娘：祖赫拉·兰佩特（Zohra Lampert）。

戴安和艾伦结婚的时候并未规定双方绝对忠贞。但1959年，兰佩特对艾伦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离开戴安，他们就断绝关系。权衡再三，艾伦搬了出去。虽然在戴安的后半生里艾伦仍然对她照顾有加，但18年的婚姻毕竟走到了尽头。

婚姻失败虽然痛苦，但也促使戴安成为一名艺术家。艾伦与戴安后来的情人伊斯雷尔不同，伊斯雷尔将戴安推向了艺术的极端，但艾伦则将她孤立起来。艾伦曾说，“我常常觉得是我们的离异成就了她。她会光顾包厘街的酒吧，甚至去别人家里。如果继续跟她在一起我简直无法想象。”戴安在独立摄影初期，某次在街上偶遇一位72岁的商船船员裹着女式皮草，推着一辆老旧的婴儿车，便和他相约在他家见面。赴约之前，她将会面地址给了她的大女儿，后来她解释说，因为“真觉得那位老男人就是日报上常常登的那类谋杀犯”。

戴安很擅长交友。她和各种各样的人维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有公寓楼里的变态、马戏团里的怪人，也有派克大街上的交际花。她从这些关系里汲取营养。早期照片中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经典凝视风格到她的成熟时期仍然保持着，而且用中画幅相机放大了。扎科夫斯基认为中画幅照片中的高清晰度让戴安的照片独特而神秘。

但即使在她早期过曝或者模糊的35毫米袖珍作品中，她的凌厉也是扑面而来的。她说她只拍“触动”到她的对象，例如小心翼翼的中年贵妇、优越的妇人和异国情调的马戏团演员。

在她生命力减弱的那段岁月，她一改早期的经典摄影风格，不再拍摄暴怒的或者情欲冲动的对象，转而将镜头对准那些无法回应她的人们：智障的人、盲人和漠然走过的路人。1950年代她愿意拍电影院里的人和电影屏幕，现在她只拍空空的影院和暗下来的银幕。

自杀的前几周她拜访了南希·格罗斯曼（Nancy Grossman）。南希也是一位艺术家，专做拉链拓片和皮带。当时正心烦意乱的戴安要南希为她做一个手部拓片，南希拒绝了，理由是向下压的时候手会疼痛难忍。她却毫不在意。离开的时候，她的心情似乎开朗了一点。因为南希的拓片给了她真实的感受，也让她留下了存在的证据，而彼时她的照片已经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