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斯坦因拍摄的已被切割下来的壁画

3、狡辩称考察玄奘西行遗迹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前三次骗购巨量敦煌石室遗书，盗掘新疆和田、尼雅、楼兰遗址等行径相似，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名义上的主题仍是要考察“玄奘西行遗迹”。这冠冕堂皇的，打着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旗号的借口，瞒得过外交部颁证人员，却再也瞒不过中国学者的眼睛了。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率先对斯坦因此行的真实目的予以驳斥，而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为代表的文物管理官方机构，则进一步对斯坦因第四次考察的真实目的予以彻底揭露，一方面在国内坚阻其行程并力主将其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发表英文宣言，在国际学术领域揭露与批评了斯坦因历次考察之罪责，并问责其背后予以支持的各国外学术团体。

在这里，有必要顺带介绍一下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与《古物保存法》的颁布简况。正是这一官方机构及相关立法，有效阻止了斯坦因的第四次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探险考察。

古物保管委员会，即“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时期设立的官方文物管理机构。1928年成立,首任主任委员为张继；1929年后隶属教育部。会址原设上海，1928年设立北平分会、江苏分会、浙江分会等下属机构；1929年迁至北平团城。该委员会是我国第一个实施国内文物保护与管理的官方机构，该机构的出现，对晚清以来中国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且大量文物精品流失海外的情况有所扼制与改善。而《古物保存法》，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文物立法。1930年6月7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共14条，其中对考古及文物归属、流通等都有详细规定。

斯坦因的第四次探险考察计划，恰恰处于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及《古物保存法》的颁布不久。其明目张胆的、以盗掘中国文物为主要目的的所谓“考察”，当然会受到古物保管委员会与《古物保存法》的否定。当时的行政院、外交部、教育部、新疆省政府均收到来自该委员会的意见传达。

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后发表声明称：“今年春间，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博士，向中国政府请求给予由印度入新疆护照，发护照时，声明此行志在考察玄奘西行遗迹，并无他意。然最近同人等接得报告，确知斯坦因此次由哈佛燕京社基金委员会印度古物调查所，及不列颠博物院董事会，为之补助巨款，其真正目的，乃在作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今按助款各团体所订合同中，有授权斯坦因将所采古物，以助款之比例，一一分配一项，可见斯坦因此行，不仅图谋在新疆发掘，并欲将考古所得古物及美术品，运出中国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