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百年诞辰之际，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以一场大型展览，梳理了艺术史上这段独特的岁月。

在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这样刻画他的主人公，而这也可以看作他自己对1917年革命热情的回应：

“‘想想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何种神奇的变化吧！’尤里说，‘这种变化真是千载难逢……宝贵的自由从天而降了！’”

马克·夏加尔，Promenade，1917-1918年。这幅画是他在维特博斯克任艺术代表时所作。到1923年，他对勇敢新世界中的贫困与暴力已经失望之极，转而移居巴黎。

帕斯捷尔纳克所言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尤里·日瓦戈是一位诗人，他的艺术敏感性与祖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人物热情洋溢、充满希望，憧憬着新的开始和新的人生。你甚至可以从俄国当时的空气中感受到这种悸动：

“万物都在酝酿、生长，在生命活力的滋养下变得生机勃勃。生活的喜悦，像一阵和煦的风，铺天盖地荡涤过田野与城镇，围墙与篱笆，森林与生灵。为了不至陶醉在这股暖流里，尤里走上广场去听演讲……”

帕斯捷尔纳克如此热烈描述的，正是爱之诞生。日瓦戈对革命喷薄的热情与他和拉腊的爱情同期生发，他们两人所体会的喜悦只有爱情能赋予。

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应并不是独有的。那一代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沉醉在革命带来的纷乱神奇的自由中，像恋爱初期那般愉悦。从1917年到1932年（皇家艺术学院为俄国艺术划分的大概区间），俄国艺术家大都经历了类似爱情的情感。青春的热情消融了他们的警戒，占据了他们的感官，将他们带至艺术创作的新高度。他们受到启发，得到回馈，并感到圆满。

然后是爱的试炼，琐碎的疑云，不信任之感初露端倪。当疑云笼罩在他们纯洁的爱人身上时，他们强制按捺下这种怀疑。因此，当新政体的问题已经显现时，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

最终，他们引火烧身。有些艺术家葬身于古拉格，另外一些流亡，或者放弃艺术。他们就像被冷落的爱人，感到生无可恋，于是便选择了却残生。

革命前艺术革新郁积已久。里尤波夫·波波瓦（Lyubov Popova）、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大卫·布尔柳克（David Burliuk），以及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卡基米尔·马勒维奇（Kazimir Malevich）和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这些艺术家早在1917年之前就创造出了先锋作品。当时的沙皇政体正面临着外部的世界大战和内部的动乱，无暇他顾，艺术创作便有了喘息之机。内忧外患中，俄国与西方的联系减少，本土的艺术家开始寻找新的方向。这次展览中马勒维奇创作的几幅意义深远的画，包括《红色方块》（Red Square）——红色的平行四边形，光秃秃且刺眼地躺在白色的背景上——和至上主义，由不同的几何图形组成，其构思可回溯至革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