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1973年第2期)

周女士文中，主要提到吴恩裕、周汝昌、启功、何其芳、李希凡等学者，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周汝昌听到吴恩裕的约稿后，十分诧异：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然后是启功先生等人劝说：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

于是《收藏》就根据 这几句话得出结论：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当时对于脂砚这样的文物，各方还是存有疑虑的，最终周汝昌见刊的文章，“板本”一节不仅放在前面，而且体量远超文物各节，但即便如此，借助《文物》杂志的影响力，脂砚仍然走向了前台。[②]

这些文字观点模糊不清，不清楚《收藏》是从哪一处文字里揣度出学者们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认为“脂砚”是有争议的“低劣赝品”？即使按《收藏》所说，启功先生等人有如上谈话，但周汝昌先生所写文章除了介绍“板本”和“脂砚”以外，还同时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与曹雪芹相关的“笔山”“图章”“画像”等文物，所以也不能说明启功先生等学者只是针对“脂砚”存有疑虑！另外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写于1973年，当时“脂砚”已离奇消失了多年，而且多年前“脂砚”就已被文博界和红学家熟知，它怎么又会是凭借着《文物》杂志的影响才走向所谓的“前台”，实在不知道《收藏》是从何处得出的结论！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大家，和张伯驹先生是忘年好友，所以他还是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的第一位鉴赏者。另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周汝昌先生从未有怀疑过“脂砚”的真伪，他始终都对这方砚台持肯定态度。

1963年的春节，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长春回京度假，期间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四川重庆携带一块砚台来京，这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于1月31日，携带砚台造访了红学家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周先生见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见之异珍。爰为小记，亦艺林一段佳话。[③]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④]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⑤]

继周汝昌先生获观“脂砚”后，又一位著名的红学家也得以第一时间鉴赏“脂砚”，这位红学家就是《收藏》杂志所引用周伦玲女士文中提到的学者吴恩裕先生。

1963年2月10日，红学家吴恩裕到访北京后海南沿张宅，张伯驹先生遂出示新得“脂砚”共赏。吴恩裕在其《考稗小记》一书中记述了鉴赏“脂砚”的经过：六三年二月十日，访张伯驹先生于其什刹后海李广桥寓舍，承其见示近日以重金购得之脂砚斋所用砚一方，砚极小，长约二寸五，宽二寸许，厚约三分；端石，粗边，不甚精。背有行草题诗曰：“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边署“素卿脂砚，王穉登题”。正面边题隶书字曰：“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朱漆盒，背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十字楷书，盒盖正面无字，盖内有刻划极细半身仕女图一，其一方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另一方有篆文“江陵内史”四字。按明名妓薛素素名素，一字素卿，吴郡人，一说北京人。素素聪颖，有诗、画、乐、射、骑等项“十能”之誉。著有南游草，当时太原名士王穉登为之序。此砚盖即素素之故物。王穉登题砚诗中，上款“素卿”即系素素之字，而诗中“馀润拂兰芝”，似亦涉马湘兰，湘兰固称“润娘”，故为素素砚无疑。入清，此砚为脂砚斋所获。裕意“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字，亦可有三解。一、脂砚斋所自镌者；二、脂砚斋在世而他人代镌者；三、脂砚斋已逝世他人所镌者。若第三解是，则当时藏者已非脂砚斋本人矣。“脂研斋所珍之研”一词固以不类本人镌句，而与常见于金文之“其永保”连系读之，著一“其”字，更类第三者之口吻。究竟如何，尚待推敲。此外，砚之小如此，又为研“脂”之砚，藏者脂砚斋究竟为何等人物耶？亦不能令人无疑问。[⑥]

从吴恩裕先生的叙述中可知，他认为这块“脂砚”粗边，不甚精”。但对砚台的真伪并没有异议。

1963年2月20日，张伯驹先生去信周汝昌先生，再谈自己由脂砚的发现对红学研究的一些看法，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亦有追述：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⑦]

如《收藏》引用周伦玲女士的文章所说，1973年，周汝昌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文中时代鲜明的提到了《红楼梦》中的“阶级压迫”，还“象征性”地“批判”了胡适先生的红学观点，今天看来除了这两点小小的“瑕疵”此以外，文章的写作手法还是相当严谨的。周先生在文中第四部分“砚石”一节详细论述了鉴赏“脂砚”的心得体会，并充分肯定“脂砚”的发现对脂砚斋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性：

小歙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笔者曾经目验，物甚精致。

脂砚斋至今不详其姓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艰辛过程中的一个关怀者和协助者，曾不止一次为小说作批语，乾隆当时钞本流行时期就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程伟元、高鹗二人伪作后四十回续书、印成百二十回本，此名并原批遂渐不为人所知。过去胡适硬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化名，并把“脂砚”解释成为“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这件砚石的发现，根本驳斥了他的这种谬论。

砚石很小，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砚背刊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穉登的一首五言绝句。砚右侧面刊有关于脂砚斋的铭记。有朱漆匣，盖内及匣底，均有镌刻。

王穉登刻诗全文及上下款云：
调研〔砚〕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
馀润拂兰芝。
素卿脂研。王穉登题。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素卿指薛素素，砚盖内面刻有她的小像。薛康康号素卿，苏州人，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名倡，擅长多方面的技艺，诗、书、画、琴、箫、奕、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能走马挟弹，以“女侠”自命；小字润娘，又善画兰竹，王穉登诗末句双关指此。薛素素著有《南游草》，即王穉登序。

“脂砚”一词，本是专用于妇女的，不作别解。有人释“脂”为“羊脂玉”的脂，指色白细润的石头，或说成是端砚的红色斑“胭脂捺”，等等不一，都是错的。如参看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彤管”一条云：“（万历贡士兰溪舒大猷之妇）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就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风影之谈了。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有不同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即脂砚斋本人语气，是自题；一种意见则以为是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一时尚难遽断。笔者认为后一可能性尤大。

不管如何，此人一直不肯显露真实姓名。批小说以行世的这种行径，在当时怕受人指摘轻侮（或牵涉其他关系），隐名犹有可说；若自藏小砚，原属个人珍玩性质（即此，旧日鉴藏家也要千方百计地留下姓名，唯恐人不及知，很少例外），又非公开问世可比，而仍然如此“韬晦”，很使人奇怪。因此，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以及与曹雪芹的关系究竟何似，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同题。“多材多艺”的“风雅”名倡，是明代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物，这本来不值得加以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体面”人物，却也绝不敢公然表示对薛素素之流有所“赏识”，更不要说胆敢把“脂砚”一词取为他的“斋”名了。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问题，才可以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这位合作者的为人，绝不是一个“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实物的发现，或将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及脂砚斋协力创作的情况。

砚匣盖内所刻薛氏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杜陵内史”。

匣底刊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双行十字。癸酉是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距今整四百年，比曹雪芹时代也要早二百年。这种文物；对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却都要算是“晚近”的东西了。[⑧]

通读全文，作者行文自然流畅，论述准确，并没有发现任何被强迫为文的迹象。1976年，周汝昌先生修订再版刊印于1953年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他把“《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及“脂砚”黑白照片全部收入到书中。这段原发表于《文物》杂志上的文字，只有第一段文字稍作修改，剩余部分全部收入书中，修改部分如下：小歙石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张伯驹先生收得，于一九六三年农历新正人日特为携示，因得细观。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