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收录有关薛素素条)

阅读郭若愚先生的引文，确实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本来这薛素素的生卒年一直没有定论，当时包括张伯驹、周汝昌、王世襄、黄苗子这些文博大家在鉴定“脂砚”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薛素素出生年月问题。郭若愚先生在1980年著成此文时，包括张伯驹等几乎所有参与鉴定的老先生都还在世，难道会对一篇完全否定“脂砚“的重要文章集体默声？还是认为这篇文章根本就不值一驳？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决心重检俞剑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核对郭先生的摘抄文字。见2004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所载有关薛素素词条如下：薛素素【明】女。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间浙江嘉兴妓（历代画史汇传作薛五，字素卿，又字润卿，亦字素素，曝书亭集作小字润娘，行五。历代名画跋作雪素），吴（今江苏苏州）人，一作嘉兴人。姿态研雅，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坚小楷犹工。山水、兰竹下笔迅埽，兼擅白描大士，花卉、草虫各具意态。工刺绣，又擅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以女侠自命。中年长斋绣佛，寻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洞，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

[明画录、无声史诗、图绘宝鉴续纂、珊瑚网、甲乙剩言、列朝诗集、曝书亭集、女红传徵略、式古堂书画汇考][28]

把俞剑华先生的原文和郭若愚先生摘录的引文一对比，立刻发现了问题，俞先生在文中只是介绍薛素素是明朝人，主要生活在明万历间，也就是公元1573至公元1620年间，（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年号的起止年，并不是薛素素的生卒年，对于这一特别明显的标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郭若愚先生的引文中竟然堂而皇之变成了薛素素的生卒年，只是把卒年改为了1619。这不得不令人怀疑郭若愚先生在引用资料时做了“手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猜想，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有意篡改。
二是郭若愚先生所引用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一书印制出现错误。

但是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正规出版物，更是凝聚了治学严谨的俞剑华先生毕生心血而成，所以第二种情况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引用者有意篡改了。接下来，郭若愚先生就根据他所“引用”的俞剑华先生的资料严词批驳：公元一五七三年，这一年是薛素素降生之年，她的年龄只有一岁，我想她那时是只要吃奶，大概决不会去使用这方“脂砚”的罢。[29]

这一段看似义正词严的批判，却因为郭先生涉嫌“篡改”引文而变成笑谈，贻笑大方不怕，怕的是贻误后世，但这“贻误后世”确实做到了，向以严谨著称的核心期刊西安《收藏》杂志就盲目引用这个二手资料，自己又不肯花费精力查对原文，就肆意嘲笑央视《百家讲坛》，灿灿然犹如一只开屏的孔雀，本来想极力讨好观众，要把最华丽的羽毛炫耀给大家，没想到弄巧成拙，仓促间却把最丑陋的屁股漏了出来！

五

学术研究最忌信口开河，胡适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倡导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

《收藏》杂志是国内创刊比较早的普及文物收藏知识的刊物，对弘扬收藏文化，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笔者也曾是《收藏》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一直对《收藏》杂志的严谨和学术性怀有尊敬之心。但就质疑“脂砚”的这篇文章来看，《收藏》根本没有见过“脂砚”，而只是靠转录别人的二手资料轻言真假、草率成文，为了获取点击量和关注度，更是不负责任地取了“央视说国宝，专家说是低劣赝品”的骇人耳目的标题以博人眼球，这种“标题党”的做法就有失《收藏》杂志的身份了！

对于“脂砚”的鉴定，周汝昌先生曾谆谆告诫：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研究，将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出现原因不同的一切雪芹文物资料一概加以怀疑：都是假的！并且以文物鉴定家的自信感轻予”“判决”[30]。

在当代红学家中，周岭先生就认同周汝昌先生的意见。周岭先生是新一代红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2007年，他在百家讲坛主讲“解密曹雪芹”系列节目，在第二讲中，周岭先生就详细解读了“脂砚斋之谜”，他对“脂砚”亦是持肯定态度。2014年6月10日晚，周先生在北京横山书院举办《红楼梦》讲座，受好友王蓓女君的邀请，有幸聆听了这场讲演，并就“脂砚”的真假问题亲自请教周岭先生，周先生当时回答：砚台确有其事，我们应该尊重前辈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前人的结论。[31]

笔者在讲座中曾提到这方砚台的神奇遭遇，说它“神奇”，还在于它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据红学家刘世德先生介绍，“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在故宫开展，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参观指导，在学术界影响巨大。故宫展览结束后，又应国际友人的邀请，先后到朝鲜、日本、柬埔寨展出，并把展览的名字变更为“红楼梦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文革风暴突起，一箱箱的展览文物从国外巡展后就堆放到北京国家外文委办公楼的走廊里，当时大家都在疯狂的闹革命，谁还有心思关心这些文物的安危？尤其是从外地借展的物品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脂砚”等一大批珍贵展品不翼而飞，至今也没有下落。刘世德先生曾在“旧事杂忆”一文中痛惜地说：当别人告诉我，那顶紫金冠以及另外一些珍贵的展品早已不翼而飞。我欲哭无泪，除了一声“可气、可恨”之外，还能说什么？[32]

“脂砚”迷失于特殊的年代，时至今日依然踪迹难寻，我们要想进一步辨识“脂砚”的真伪，也只有等到它重新现身的那一天了。
余生也晚，无缘一睹“脂砚”真容，对“脂砚”的真伪更是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讲座中也只引用前辈学者的鉴定结果和学术文献为主要论证资料，尽量做到不盲从，也不妄自尊大，尽量让文献说话，但囿于学识，欢迎一切建立在学术上的质疑和斧正。

文物鉴定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就是征史探源，去伪存真，所以有关文物的真伪鉴定，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最为复杂的一门课题，对于“脂砚”的鉴定如果不去做任何考辩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则是十分不可取的。笔者还是来引用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在《献芹集》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一切事最好是平心静气，为真理为真相，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做出科学的研究，不要凭任何别的名堂，也不要夹杂上任何个人人事关系上的私心杂念，雪芹幸甚，红学幸甚。[33]

丁酉五月初稿、闰六月既望修订于品一草堂雨窗

（说明：本篇文字观点只解答《收藏》杂志公众号的质疑文章，并不针对任何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