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罗汉图卷

元初，派驻江南的佛教统领党项喇嘛杨琏真迦捣毁盗窃了南宋皇陵，引起南宋遗民的激愤，直到忽必烈派人逮捕他并“械之于市”，这场民族争端才得以平息。1287年，赵孟頫在御史程钜夫的劝说下北上仕元，而就是在五年前，文天祥拒绝元廷之邀，慷慨就义。赵孟頫何尝不曾衡量仕元的得失呢？他不顾友人劝说，敢于背负汉人指摘和蒙古人嘲笑的“贰臣”之名，是为了名利地位而苟且偷生吗？当然不是。杨琏真迦背后的指使者宰相桑哥还在掌权，社会百废待兴，民族冲突不断，汉文化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驱使赵孟頫的内在动力，正是士大夫“先忧后乐”的理念。1292年，佞臣桑哥果然倒台，种种迹象表明，讨伐检举他的实际推手，正是赵孟頫。

如果终生在吴兴，赵孟頫不一定会有后来的造诣，他的真知灼见来源于他超拔宽宏的世界观，蒙古帝王允许他自由鉴赏皇家收藏，这些来自南宋、西辽、金、西夏、吐蕃、回鹘等地的艺术品，极大地拓宽了赵孟頫的视野。经常往返于南北方，他还广泛结交高克恭、康里不忽木、萨都剌等外族文士和僧侣，对异域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赠聂古伯》、《题薛昂夫诗序集》、《题也先帖木儿开府宅壁画山水歌》等诗词都是他对外族人士美好德行的赞颂。晚年书写的《胆巴碑》中，他称吐蕃的胆巴大师“德业隆盛，人天归敬”，还说：“皇元一统天下，西蕃上师至中国不绝，操行谨严，具智慧神通，无如师者。”言外之意就是告诫入华僧人应以德高望重的胆巴大师为榜样。

胆巴病逝于1303年的五月，第二年的春天，时任浙江儒学提举的赵孟頫作了《红衣罗汉图》。就在此前数日，他刚刚与四十余位儒生后辈齐聚杭州南山、泛舟西湖，其间所畅谈的必然关乎百姓民生。当时南方文人与西蕃僧人文化信仰隔阂依然很大，如杨琏真迦一般胡作非为的番僧也依然存在，赵孟頫作此图应有明确的劝诫意图。

赵孟頫后来在此图上的题跋也表明了他的想法：“我曾经见卢楞伽（约活跃于8世纪，吴道子之徒）画的罗汉像，最能捕捉西域人的情感神态，确实是圣地贵人的样子。大概是因为唐时西安的西域人很多，耳目所接，语言相通的缘故吧。到了五代王齐翰（活跃于十世纪初）之辈，虽然画得很好，可关键是他笔下的西域僧人和汉僧有什么区别呢？我来北京做官很久了，总和天竺僧人们交游，所以在画罗汉像上很有心得。这卷是我十七年前所作，粗略地有些古意，不知道观者以为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