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

关于福州的火灾，与杜德维差相同时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围在城墙之内，出了七个高大的城门就是郊区。南门外的郊区约有六公里广阔，当地人称为南台。“外国侨民基本上都住闽江南岸的江滨小山坡上。站在山头眺望，东面远处屹立着鼓山，江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江面上舢板渔船风帆点点。朝北眺望，福州市区尽收眼底……”日本人达山佐仓也指出：“各国领事馆在丘垅之上，势高而望阔。”想来，杜德维就是在此远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灾，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时代，火灾不仅是福州城市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闽省会之地，负郭而居者常接屋而连扉，及其不虞于火也，则每数十家、数百家附丽而相随。”在这种背景下，火灾一向令人闻风色变。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提到：

把灯吹灭了睡，如今秋天的时候，那东西都是干燥的，火烛要小心。上床的时节，就把火吹灭睡，也是放心的。

讲得极是，那前日南台尚书庙那里，一连烧了两三遭，多因是他们火烛不小心才会误事了。

讲起那火烧房，那些人好可怜，家里的东西，给人抢去的抢去，给火烧去的烧吊［掉］，到第二天来，一条草都没有了，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住也没得住，那大男小女拢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来，真真替他心痠，眼泪就要淌出来，实在伤心。

那火烧房，是最凄惨的，何消说，所以火烛小心要紧。

此处提及秋天时节应当小心火烛，这是因为受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风效应极为明显，民间遂有“秋季火帝出动”的传说。南台尚书庙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上、下杭一带，在传统时代是著名的商业区，房屋、店铺鳞次栉比，极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隔岸的仓前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洞若观火”。

对话中提及由火灾引发的社会问题——福州人俗称的“火劫”，即乘着火灾混乱时的抢劫行为。此类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当严重，万历时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组》中，即曾提及火患时“恶少无赖利于劫掠”。而琉球官话课本，则更细致地描述了“火劫”之余的惨况。“蜀［一］条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条草都没有了”，形容火灾劫余赤贫如洗的窘状。关于这一点，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灾，他们的木头房子容易被点燃，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流氓赶来火场抢夺财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许多亲友在现场苦苦守着，否则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被这些趁火打劫的“火鹞”抢走。

在福州，除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和作为商业区的南台之外，城内则是省会所在地，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乌山上的乌塔为制高点。对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为第一名胜，可以俯瞰全省形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翻译官租下了乌石山道山观。过了五年，两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前来福州，他们在翻译官金执尔（W.R.Gingell）的帮助下，租得乌石山神光寺住屋两间。其时，正在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闻知此事，立即联合地方士绅，上书福州官府，强烈要求驱逐英国人。在福州绅民看来，神光寺为当地生童会课读书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们严词勒令两位传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传教士无奈之余，只得搬至金执尔租住的道山观内。同治五年（1866年），圣公会传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到达榕城后，向道山观董事续订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宫在内的大片房产。此后，山上教堂洋楼日渐增多，有不少名胜皆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弹下，官府只得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乌石山上的教堂悉数撤移至城外。不过，在山上的传教士食髓知味，他们不仅不愿换地，而且还在肆无忌惮地继续扩张。为此，光绪四年（1878年）爆发了著名的“乌石山教案”，神学书院被拆毁、焚烧。此后，英国人被迫迁出了乌石山道山观楼房。不过，在此之前，不少外国人都到过乌石山上，从那里俯视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维自然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