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yl Korot的作品《文本和评论》，1976-77，五通道视频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2017年11月份开启了一场展览，名为“思考机器：1959-1989，计算机时代的艺术与设计”（Thinking Machines: Art and Design in the Computer Age, 1959-1989）。

“Thinking”应有双重语境，一重以机器作为自身——会思考的机器，一重也将人作为自身——重新思考机器。这个展览在人工智能热和虚拟现实热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像是反馈回路的重要一环，透过这场展览所展现出来的历史逻辑，我们会幡然醒悟我们对于“计算机”的误读。今天，我们还沉浸在信息技术转化成巨大市场生产力的余泽中，而在上世纪的60-90年代，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诞生的时刻，艺术与设计的先驱们，则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思考和实践的却已是今天我们仍未到达的彼岸。艺术在变革性的技术出现时有着崭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书写新的历史。

1961年，劳申伯格（Rauschenberg）有一件作品是为约翰·凯奇（John Cage）而作，他说，他们自初就是哲学上和精神上最亲密的伙伴。名为Trophy IV（for John Cage）（1961）的作品，是其1959至1962年间创作的Trophies系列中的其中之一，这个系列是为感谢对他的艺术创作催生思考的那些最重要的人而作。劳申伯格在当下艺术史书写中是“现成品”艺术的重要人物，在这里无意去重新书写历史，也并不对劳申伯格的作品有所偏好，他激发这次思想旅程的恰恰是他创作Trophies系列时的动机——这一“情境”本身，让我们对“现代艺术”之后的当代艺术史有了新的思考。

在这次展览中，“思考”一词具有启示意义。“思考”这一行为本身包含一种“互动”，主客体的界线被打破，人们在一情境中，整个情境也变得有知觉，人与他者（它者）的关系不再是二分的，变得可以交流。这不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世界认识的转变？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正是电子信息通讯技术在这一转变中的积极实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万维网、互联网的出现和应用，人与人的交流跨域空间在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在今天，我们会发觉自身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被机器物化了，却忽略了计算机这一特殊机器在其降临时便被赋予的主体意识。按照主客体论，人别于世间其他，在于思考——这一主体意识。而计算机这一“机器”，被人们赋予的最初设想，正是像人类一样具备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