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香·韦切利奥，《侯爵的训示》，1540-1541

这次展览的魅力在于揭示了欧洲艺术在其历史关键时刻的发展。查理一世收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同时也雇佣了由鲁本斯和范·戴克所主导的一些同时代人进行创作，他们重新诠释了新的艺术风格，即巴洛克风格。当观众身处一个连贯的空间，从曼特格纳的《凯撒的胜利》看到鲁本斯的《战争与和平》，仿佛是见证了一段庄严的时刻。鲁本斯的作品展现了人们对战争的愤怒得到遏制，与此相关的是爱和仁慈取得了胜利。这就像是对曼特格纳的战争想象的一种回应，而事实上鲁本斯曾是曼图亚的宫廷画家，并且也非常熟悉曼特格纳的画作。

整体展览似乎在尽量规避参与内战的话题，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失败，它其实也剥夺了艺术创作的适当语境。譬如，本次展览展出了怀特霍尔宫的瓦茨拉夫·霍拉（Wenceslas Hollar）的一幅可爱的画，但为什么不也包括在1641年，霍拉创作的关于查尔斯的部长斯特拉福德被处决时，那些令人恐惧的、描绘了大量伦敦清教徒的讽刺画呢？本次展览若是能呈现国王和他的国家走向灾难时的全部故事，将会增加其本身的戏剧性。比如，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整个故事流线的悲剧性事实，可以突出一下1649年，当查理一世被带到刑台前所看到的怀特霍尔宫宴会厅的天花板，那是一幅由鲁本斯完成的作品，这幅杰作也是查理一世生前的最后一眼。人们有理由怀疑，国王的唯美主义和对艺术的热爱是否与他对臣民的异化有关？在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宗教艺术就是崇拜天主教的新教国家，这位国王正在购买宏伟的天主教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