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城市实际是由政府机构与黑邦社会实施共同管理(上海就是典型)被管理者是过去由朝庭与宗族管理的离地农民和昔日的管理者——地主士绅。这种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渗杂无序,是中国文明“解纽”的第一波浪潮,既由宗族管理的“熟人”社会,转化成了无序化的“生人”社会,广袤的农村因宗族的极度被削弱,农业经济的渐趋萎缩,离地农民大量产生和盗匪的猖獗,它们之间的恶性互生加速了农业社会的崩溃,这给政治投机家留下了军阀割剧的巨大空间,同时也给“阶级斗争”学说的殖入提供了土壤。

抗日战争中“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危机,国民党政府依靠同盟国的力量领导过去的地主士绅,当时的有产者,地方割据者进行了惨烈的抵抗,而共产党依靠苏俄的支持,以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为法宝,一方面通过反封建将每个人从“人伦纲常”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手段将战争的参与者变为战争的获益者,从而接受“无血亲关系”的政党意识,组成了贯穿了强烈服从意志和“铁律”的强有力军队,它不但与国民党共同打败了日本,同时也因其土地政策和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整合社会力量的强大能力而取得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这就是党章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