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采取文化上的主动殖民的开始,以“新生活运动”和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标志的主动西化导致对“文明主体”的全力扬弃,它们是不分党派的。以鲁迅先生的态度最为激烈,鲁迅除了将中国历史说成是吃人的,而且他更不主张青年人读中国书,大有恨不生为洋人为耻。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士绅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几与朝庭共管天下。(宋以后更为强化),皇权主导的官场最多时官员也未超过三万人,但在朝庭的政策主导下,地方士绅通过宗族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同时与佃农,自耕农结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同样的模式,依循相同的以血亲为核心的人伦纽带,展开为国家社会而无处不在的秩序。在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人伦规范下,每个人所处的小生态的不同而具有或大致相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尽相同的行为方式;同时又统一在同一文明的标准之下,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业化将地主士绅大量吸入城市,同时也将农村资本尽可能地转化为工商投资。因此农业和农村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城市变成了各不相同的投资与投机家的天下,城市初步建立的管理系统,是引进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它管理着往昔中国农耕社会的管理者。可想而知其中的不适有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