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墨生态

我们若想理性地观察笔墨的真身,必须要看一看若干年来它所处在怎样的一个文化生态中。只有当我们了解其生态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窥测到它的真相。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是一定要在具体完整;运动和变化中才能认识或把握认知对象的。这就叫“格物体性”。

譬如说对“真实”的看法,大多西方观念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当然地将“真实”与“实在”相等同,他们的认知途径叫“实证”;而中国古人却将符合“天理”的实在作为“真实”的当然法则,并将其以原理同一性的方式“人化”为伦理秩序;因此,在“真实”的背后有一条“合理”(天理、伦理、真理的同一)原则作支撑。以“合理”的秩序化本质作标准,对“真实”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人于其在说“真实”时,不如说“合理”;于其说真实的客观性时,不如在说对“真实”的再认识和再选择。这才是“真实”的真身。这一过程一定是在“众物”的比较之中,如天时、地理、人伦的诸多因素的“真实”。《大学》中说:“事有终始,物有盛衰,可谓近道。”这就是中国人一定在生态中、运动变化中体认事物的“真实”性的方法。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不是档案”,“文物不是故物”。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真实观是建立于人文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我见故在”的个别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