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反山12号墓随葬玉琮

《从神话到历史》以区域为主体的作法，固然值得推崇，但也并非全无流弊。一部小说不一定只能有一位主角，但主角若多达七、八位乃至十余位，自然难逃剧情分散、铺陈过多、缺乏主旋律之讥。“中国”只有一个，区域却可以无限分化。读《从神话到历史》，或多或少会被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牵着鼻子走，不知细节描述的意义何在。尤其《从神话到历史》是“中国的历史”里的一册，缺乏考古学知识的读者，“见区域而不见中国”的感受只会更加强烈。尽管《从神话到历史》简体字版的导读人许宏先生尝试为作者缓颊：

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作者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叙述，就像历史学家喜欢引用的史料一样，只要有读不懂的地方，就不能不说是鸡肋之作。

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此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国家”、“民族”等既有概念当作历史的主体，又不满足于将各区域的具体历史简单拼凑在一起的作法，那么使用新概念作为历史的主体，藉此整合各区域的历史，应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史、东亚史、全球史均可如此重写。事实上《从神话到历史》就是这么写的，诸章已尝试运用“农业的起源与扩散”、“社会的复杂化与统合”、“宗教信仰”、“早期国家”等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描绘出丰富且清晰的上古史图景。

行文至此，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下去：如果用“国家”、“民族”的概念去统摄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是不可取的作法。那运用其他概念去统摄区域，难道就毫无弊端吗？但这个问题已触及“个案”与“概念”的本质矛盾：任何个案都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所有个案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用概念去堆砌历史。但个案若完全不加以概念化、不抽绎其意义，那历史就只能是断烂朝报，根本无从写起。重视概念与重视个案，各有优劣，我们只能执中道而行。《从神话到历史》既以区域为主体，又重视概念化的写法，我认为在现阶段十分恰当。问题未能完全解决，主要是受制于学界现有的研究水平，作者还没办法彻底将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充分概念化。而宫本先生不勉强概念化的作法，恰可凸显其学风严谨的一面。

读《从神话到历史》，不难注意到其区域史叙述里，东北地区的比例较一般中国考古学著作为多。这是因为宫本先生乃日本人，尝试从东亚的角度解析这段时期的历史，探讨“为何东亚最早出现的古代国家在中国大陆”这一宏大课题。故作者须透过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来衔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而将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对照，指出日本出土研磨坚果的石盘、半地穴房屋、玉玦、土偶（女性像）、卜骨、“埴轮”、木棺墓、成人瓮棺墓等遗存，均可在东北、华北、东西伯利亚等地找到类似者，反映日本不只经济生业与东北地区相似，在宗教信仰上更是远东文化圈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一视野，有助于反思西嶋定生设定了中心与边陲的东亚史观。无论是洞见抑或偏见，宫本先生从东亚考古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上古史，无疑充分发挥了身为日本人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