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农耕化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的传播路径。第一阶段为粟、黍农业的扩散，第二阶段为稻谷的扩散，第三阶段为水稻农业的扩散。

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向来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境地，不管是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与“多元起源说”之争，抑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等热门课题，中国学者与汉学家的立场往往泾渭分明，清晰反映出国籍、种族与学术态度的高度关联性，说明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往往影响其学术判断甚巨。宫本先生身为日本人，却研究中国考古学，其学术态度无疑值得我们注意。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对上述争议极大的两个问题，其判断却溢出我们的“常识”之外：

只要人类多元说没有被遗忘，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在中国大陆的可能，就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确实存在的朝代。

如果只看上述言论，恐怕很难猜出这是汉学家的意见。或许有人会坚信学术政治角度的解释力，进而揣测这是作者为了迎合“中国崛起”而改弦易张。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二十一世纪学界全球化的结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学者都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从而提出更具意义的学说，包括中国学者。事实上当代中国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恰恰不愿意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宫本先生与许宏先生看似矛盾的学术判断，却存在着共通性——他们都挑战了我们根据国籍与种族来下判断的“常识”。这非常值得我们咀嚼再三。

虽然反思民族主义已经带给我们够多的刺激，但作者对夏王朝的讨论并非仅止于此。他指出即使二里头文化可以称之为“夏”，也不代表二里头考古学文化自动升级为王朝的社会型态。二里头文化的实质内涵、当时的统治形式、与各区域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拘泥于“名”，只会让我们忽略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