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一夫近照

历史该从何时开始写起？或者说历史可追溯至何时？此问题其实隐藏了所有格——“人类的”历史。关于历史学的性质，过往曾有“科学”抑或“艺术”之争。但当代历史学被视为人文学科，基本已无争议。或因如此，现代史家原则上只研究人类自身的历史，至多关注及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大抵被划归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两千年前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已是现代史家不能想象的境界。

即便划地自限于人类的历史，现代史家亦未全面掌握人类历史的书写权力。理论上，前一剎那，即是历史，但当代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却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人类学家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禁脔，现代史家似乎只能钻故纸堆，丧失了鉴往知来、指点江山的话语权，无怪乎上社会“历史无用论”甚嚣尘土，历史系的学生也对未来感到茫然。

至于人类历史的根源，现代史家也用“史前”时代等术语与之划清界线。“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竟然仍是中学教科书常见的观念。所谓“信史”，相对于口传故事、相对于神话传说，大抵是指甲骨文等文献纪录的历史。其实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等概念的关系极度复杂，部分文献的内容来自口传，神话传说的内容亦常见于文献，更不要说文献也会虚构、口传故事是人类另一种记述历史的方式、神话传说也保留了早期人类的集体记忆等观点，我们根本无法简单判定文献、口传、神话传说的可信度高低。再看考古学于这百余年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难道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史前史”会比根据文献的“信史”更不可信？如果文献与考古材料是同等效力的史料，那“史前史”、“史前时代”等概念是否有必要调整、甚至扬弃？

不管未来如何，要想根据考古材料书写远古人类的历史，当代历史学者力有未逮，大抵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洋洋十二卷的开头第一卷，敦请考古学者宫本一夫负责撰写，也就不令人意外。然而能掌握好考古材料，是否就能书写上古史了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神话到历史》共分十章，来自文献的内容只有第一章〈神话与考古学〉的部分内容，其他九章半的内容全部依据考古材料，作者可谓尽了考古学的“本分”。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可能希望古史传说在“中国的历史”系列开头占据更多的篇幅，但因这些保存古史传说的文献，成书时间多半晚至战国秦汉之际，即便是新出土文献，大抵也不外如是。加上神话传说里的历史讯息不易抽丝剖茧、西方神话学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等原因，作者的谨慎处理也合乎现代学术规范。

不过根据考古材料书写的中国上古史，反映的是今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从农业起源到国家形成等等。尽管这些学说在当代蔚为主流，但百年千年之后，未必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古人对世界诞生、人类起源、国家形成等问题的理解与想象，看似已经过时，却未必全无是处。我们今日回顾百年千年之前，古人对人类社会起源与演化的认知，应带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诚如顾颉刚所言，这些古史传说更适合用来探讨战国秦汉以降的思想史。正因如此，这些反映古人思维的古史传说在上古史仍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值得一提。

回到《从神话到历史》的考古学视野，与历史学家撰写的通史、断代史相比，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以“区域”为主体，绝不预设“中国”、“中国人”为全书的“主词”。

现代史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即便再怎么具有反思力，或多或少也隐含“中国”、“中国人”的预设，自不必多论。秦汉史、明史等统一帝国的历史，“秦朝”、“汉廷”、“明政府”等概念往往以整个帝国的代言人的角色跃然纸上，事实上地方政府、基层社会可否被中央政府“代表”，殊为可疑。而魏晋南北朝史、宋辽金元史等分裂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家即便摆脱了传统史学“正统论”的束缚，看似将各地政权等量齐观，但日后乃至当代未被纳入中国版图的朝鲜、越南等地，或不被纳入笔下、或以周边民族与政权书之。分裂时代尚且如此，唐史、清史等带有“异样血统”的统一帝国史，就更难避免“中国”、“中国人”概念的制约了。

受惠于考古学的视野，兼以此时期“最早的中国”尚未建立，《从神话到历史》超越了政治与民族等后世概念的束缚，以经济生业为纲，先将新石器早期的定居社会分成华北的粟黍农业区、华中的稻作农业区，更北方（远东）与更南方（华南）则是采集与狩猎的非农业区，在此区域体系的基础上展开全书的讨论。随着定居社会的发展、农耕技术的扩张，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区域体系自然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从神话到历史》进而将之析分，概略但细腻地描绘了各区域的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