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2月，法国普罗旺斯阿莱斯小镇的黄房子里，在经历了一场与高更的激烈争吵后，凡·高精神崩溃，割掉了自己的耳朵。这个事件似乎成了凡·高的死亡预告，两年之后，他选择了自杀。

从开始荷兰之旅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回想凡·高的诸多传奇。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城市的角角落落里铺满了凡·高的元素，自画像、向日葵、星空、麦田，林林总总，热闹有余，意外不多。拜各路赏析家所赐，现如今，凡·高成了符号，多少有些干瘪。他要么是现代唐吉歌德，粘合着天赋异禀、风月轶闻、精神疾病与古怪行径；要么成了开通天眼，望尽时代焦灼的荷兰版尼采。可惜，赏析家们搞错了主语，凡·高只是一个画家，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耗在了疯狂学习与揣摩绘画技术上，这并不是文学式的抒情所能够驱策的。即便如其自述，他“观察世界的方法与别人不同”，这种不同也不是情怀的结果，相反，只可能是其原因。

寻找凡·高的视角，是我此行的惺念。凡·高美术馆提供了一个线索，“割耳事件”主题区的文字说明里讲道：高更的创作，基于“回忆”，而凡·高无法认可，他坚持绘画应表达“看得见的真实”（visible reality）。

图一：泰奥多罗·卢梭《枫丹白露森林的黄昏》（1848），卢浮宫。

图二：高更《布列塔尼的猪倌》（1888）

高更与凡·高，两人的艺术追求，方向一致，所以他们才能建立友情。学院派的高更无法忍受法国巴比松画派的拘谨，卢梭那种反复写实的田园风格，在高更看来是在抑制与损耗生命力（图一）。他转而向原始部落求助，浸淫于粗糙、狂热与奔放的部落艺术中，逐渐闭上双眼，习惯通过拼接与重组迷狂体验的记忆，来实现他的自由创作（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