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风光 多可 摄

梭罗反思城市生活对人的利弊，他发现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劳动之人没有闲暇休息，使劳碌的身体日渐复原。以致他无法保持洒脱的人际关系，其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所以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不会有空去干点别的事情”，而与此同时，都市人沉湎在攀比之中，“他们原本不会贫穷，但却穷了一辈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心里老想自己得到一所跟邻居住所一个样的房子。”于是梭罗决定暂离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过上简单而自足的生活。但梭罗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反思消费社会的举动，日后却成为消费社会的装潢之一，以“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田园牧歌意象成为都市中产的消费对象，标榜格调的精美佐料，越来越多人阅读、参观瓦尔登湖不再是为了反思消费文明，而是参与其中，通过“到此一游”来实现心灵按摩。

都市如此邪恶，远方如此美好，到远方去的人们却会心甘情愿回到都市，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却有着根深蒂固的逻辑。因为都市既意味着邪恶、剥削、贪婪，也意味着机会、自由与理想，远方虽然美好，却只能是暂时的安乐窝，日子一长，就会出现乏味、单调的危机。而回到现实中，“神圣”的西藏、“流浪”的丽江、岁月静好的大理，消费话语为市民提供一连串自由、纯净、治愈心灵的美好图景，可那些自由的遐想之地，展览的是溢价严重的商品、迎合城市中产趣味的建筑和一系列符合“格调”好让旅游者合影留念的景观。它们共同提供着平静的幻想，淡化现实中根深蒂固的矛盾，“美好远方”表面上与“邪恶都市”对立，其实二者互相依赖，没有“邪恶都市”，何来对“美好远方”一系列反都市文明特点的想象，而没有“美好远方”，“邪恶都市”的生活终会让人厌烦甚至暴怒，秩序的打破就只是时间问题。可见“邪恶都市”需要一个镇静剂，于是有了“美好远方”。

西藏叙事：从“东方主义”到逐渐祛魅

幅员辽阔、海拔偏高、地处偏远，兼有宗教和历史传说，西藏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美好远方”容器，所以早在大航海时代前，异国就对西藏抱有无穷无尽的“东方主义”想象。

在西方，据传对西藏最古老的想象来自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希罗多德猜测：“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是白天总有淘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再次涉及了西藏。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托勒密对西藏的描述都模糊而抽象，不过是“一个遥远东方的神秘注脚”，吸引着欧洲人联想。到中世纪，随着越来越多游记的出现，西藏的面目一点点丰满起来，波斯的《世界境域志》说那是一个“与印度和汉地相邻、由游牧民居住的非常贫瘠的地区”,但那里有“呈互相连在一起的几颗羊头状的天然金块”；马可·波罗也说“(西藏)各条河流中蕴藏着大量的沙金”；而葡萄牙传教士安多德神父对西藏的观察比马可·波罗更为细致，在一封名为《发现大震旦及西藏王国》的信中，他写道：

“西藏的领土应该是广阔的，似乎还是很好的可耕土壤，那里水源丰富，我们还看到那里盛产小麦、水稻，还有葡萄、桃等水果……然而，我们所看到的西藏首府却是一片非常贫瘠的土地，它是从印度进入西藏后第一个城市，那里只产少量小麦，因为城郊的部分土地可以河水浇灌。那里牲口很多，有绵羊、山羊和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传教士的西藏叙事 以葡萄牙传教士安多德为中心》）

大航海时代的西藏叙事主要由传教士、探险家提供，他们对西藏的描述集中于地理和宗教，以及有无黄金的答疑。十九世纪后，随着晚清社会危机的加剧和殖民者的入场，西藏的神秘被逐渐打破，一批批殖民者和奴隶主纷至沓来，人们发现西藏的确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但这里的社会贫困拮据，大部分人被一小撮农奴主和宗教人士统治着，而所谓的黄金神话也只是谣传。这一时期，具有殖民色彩的“东方主义”叙事成为书写西藏的潮流，许多外国人把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对殖民地的好奇装在西藏这个容器里，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对西藏的猎奇书写，都能从当时找到源头。这是西藏叙事热火朝天的时期，却是大部分西藏人失语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