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年），在料峭的春寒中，退位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连同各位后妃、帝姬（公主）等三千人，被押上北去的囚车，受尽各种无法言说的凌辱。这一幕作为一种集体创伤记忆，烙印在各种感慨朝代兴亡的诗文中，话本故事的讲述里，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深处。

崖山以后无中华？

儿时的小伙伴如今在江南行医，几年前突然问，你怎么看“崖山以后无中华”这个说法？竟一时语塞。

毕竟，我们是从小听着刘兰芳，照着小人书，合作画了很多《岳飞传》《杨家将》故事的一代人呢。

但是，毕竟今天的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有更多的历史观可供参照，我们可以像蜜蜂采蜜一样，在更为宽广的格局下再思考，而不是沉溺于孩提时代的“感情”，比如“那是我们的青春啊”这种矫情的思维，重新建构起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判断。

当然，“屈辱史”就是屈辱史，这是无法改变的，而宋徽宗的数件书画精品本身的“近代史”，从被带出宫，到伪满，几经转手，不也正是种类似的“屈辱史”？而辽宁博物馆如此丰厚的收藏，不也正与此相关？

然而，当我们面对《瑞鹤图》等杰作，又怎能不被其强大的艺术形象所感染？

那么，我们是否就要去认定、判断那个画中的风和日丽、富庶繁华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宋”呢？假如这样并不合理，将戏曲、演义、评书里的故事当真，合理吗？

艺术品，不也是“民族原型”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