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上的宋代四大书院

官学主要是为广大学子考取功名服务，一部分未被合并的书院则是以一种不同的教育目的而存在。在程颢和程颐二兄弟看来，心存追求利禄之心，便不能入于尧舜之道，“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语也。”当时文彦博在将自己的地产赠给程颐设立书院的回信中也明确道：“以为著书讲道之所。”兄弟二人将理学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洛学，并通过在嵩阳书院讲学，吸引了大量学生。后来程颢创办了明道书院，程颐创办了伊皋书院。在兄弟俩去世后，他们的学生杨时继续带着他们的粉丝，前往东林书院继续传播洛学，后经罗从彦、李侗几代弟子，最终出现了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北宋时期的官办学堂主要仰赖于政府拨款和划拨的田地维持开销和运转。但是到了南宋，由于政府收回了划拨给学校的田地，所以造成了官办学堂无法维持的局面，朱熹在《崇安县学田记》中就记载道：“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官学的衰颓迎来了书院的复兴，并让后者成为学术传播的重地。朱熹与他的祖师爷程颢和程颐一样，也认为书院要培养的是传道、济民的治国人才，他并不反对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但却反对“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自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追封朱熹为信国公之后，又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由将王安石废黜出孔庙，不久程朱理学便成为正统。从此，朱熹对儒家的阐释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女子教育：庭院深深深几许，歌诗舞乐满才情

自古以来，中国封建时代的男、女教育便不甚相同，与男子“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理想不同，女子的教育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宋代沿袭唐代的传统，女子并没有太多礼教上的束缚，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提倡女孩读书的。司马光在《家范》中有一段论述：“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始诵《孝经》、《论语》；九岁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烈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意。”之后，“十岁……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司马光《居家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