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涉及内容较为前卫，该案审理一波三折，各方专家意见不请自来。1999年，法官路易斯·凯普兰经过二审最后裁定，依据进入公有领域的画作所制作的幻灯片，并不具备获得版权的资格，因为其中并不包含原创性。复制品必须具备可识别的与原作的差异，才能算作是原创，仅仅是将画作的媒介从画布变为幻灯片并不能算原创，毕竟版权所保护的不是画作的物理实体，而是保护二维的艺术内容。法官认为由于布里吉曼的图像处理属于临摹，其内容完全忠于原作，分毫不差，临摹是不足以受到版权保护的，在这一前提下，采用什么样的媒介是无关的。凯普兰法官认为，如果法庭不要求原告陈述清楚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真正差别在哪，那么以后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垄断公有领域中艺术作品的版权，这样一来，于艺术传播则极为有损。

布里吉曼诉科瑞尔一案虽不直接涉及博物馆，但对该行业影响极为深远，有此判例在先，之后任何博物馆试图垄断进入公有领域的画作的数字化传播都将是徒劳的，除非他们压根不把画作展示出来，让其他人拍不到它。博物馆确实拥有画作的实体，但是所有权与版权并不是一回事，所有权可以无限延续，版权则必是有时限的，过了时限就要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有”之后博物馆就不能阻挠其被翻拍复制。这样一来，博物馆就和所有其他印刷行业被放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做文创商品得靠技术靠脑袋。今天我们去美国大型艺术馆的博物馆商店，总能看见用名画制成的书签、丝巾、餐盘、海报等等，这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很多游客并不清楚个中门道：博物馆对其中很多图像并没有专属的版权，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故而能够制作像素更为精致、质量更为优良的文创产品罢了。

美国博物馆的“开放获取”风潮

博物馆陈列与自拍文化渐渐融合，翻拍图片在互联网日趋泛滥，博物馆版权的法律界限早有定例，这三个条件在当下交会，使得美国博物馆对待自己馆藏的保守态度也大有转变。201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将其所收藏的、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37.5万幅画作公之于世，只需要登录博物馆网站便能找到，这些画作在左下角标注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网友可以下载、复制、更改，甚至用于商业用途。“我们博物馆正在用心探索在数码时代敞开大门意味着什么，确保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接触到大都会博物馆，尽力减少世人与激发他们灵感的艺术品之间的隔阂，这是我们的全球目标。”大都会博物馆数码部门主任洛伊克·塔伦如是说。

目前，已有多家美国博物馆加入开放获取的运营模式，例如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洛杉矶盖蒂博物馆、巴尔的摩的华特斯艺术馆、耶鲁大学艺术馆等等。这些博物馆都在网站上增加了开放获取的区块，供网民随意下载，而且一般不要求使用者注明图像来源。最近加盟的大馆是克利夫兰美术馆，该馆将3万幅公有领域画作数字化，制成高画质图片在互联网上毫无保留地共享，可见开放获取在美国艺术博物馆中已渐成风潮。

创用共享——更具穿透力的传播

在这些慷慨姿态的背后，除了博物馆人要将传统使命大步带进数字时代的决心，还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一个名为“创用共享”的组织（Creative Commons），大都会博物馆与克利夫兰艺术馆都是使用创用共享所推出的授权方式来公开其线上馆藏的。创用共享的英文缩写为CC，所以这种授权在华人世界也被称为“创用CC授权”，其图标就是一个圆圈中的CC二字符。创用共享是个非营利组织，它推广知识、传播文化共享不是图钱，所谓授权，该组织也并不收取费用，这么做是出于一种理念，一种视野，对此，创用共享的创始人劳伦斯·莱希格博士有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