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董邦达《弘历松荫消夏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作《三希堂记意图轴》的前一年（即乾隆八年，1743年），董邦达和张照等九人受命编纂《石渠宝笈》初编。叶德辉《消夏百一诗》转引张庚《国朝画征续录》也谈及董氏“乾隆丁巳授编修，时方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诸书，以邦达博学精考核，命入内廷襄事，累官礼部尚书” 。编纂《石渠宝笈》是在授编修之后的第六年。按照乾隆旨意，董邦达等人奉命将内府所藏历代书画和顺治、雍正、康熙等三朝御笔及乾隆本人和部分臣工作品编入书中，“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 ，成为清代书画鉴藏史上的一件盛事。编纂《石渠宝笈》初编历时一年，于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编纂者所做的工作，便是“分晰门类，辨别真赝，抉择去取” 。在编纂中，包括董邦达在内的诸位词臣得以饱览历代名家翰墨，而对于董邦达来说，自然也就如鱼得水，为其绘画创作注入了源头活水。在此之后的三年时间，是董邦达艺术创作的高峰。据《董邦达生平及绘画年表》所载，在乾隆九年，董邦达作了《仿古山水册》（十开）、《苕溪诗意图》、《山水册》（十开）、《烟岚幽壑册》（十开）、《芦汀泛月图轴》、雪景《灞桥觅句》、《寒林策杖图轴》和《九阳消寒图轴》等八件；次年，作了《溪山霁雪图轴》、《观梅诗思图轴》、《秋山深趣图轴》和《弘历松荫消夏图》等四件；而在乾隆十一年，则作了《秋山萧寺》、《四美具合》、《三希堂记意图轴》等十六件 。这三年时间所创作的绘画，是其他任何年份都无法比拟的。显而易见，这是和编纂《石渠宝笈》分不开的。

《石渠宝笈》初编所选的作品，如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卷》、宋代王诜《渔村小雪图卷》、李唐《长夏江寺图卷》（现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大多是中国绘画史上可圈可点的铭心绝品 。董邦达浸淫于编纂《石渠宝笈》的天时地利之中，历览前贤画作，对其艺术创作来说功莫大焉。有论者称其“此非临古多而用心细者不能” ，便是针对其耳濡目染《石渠宝笈》诸家精品而言。蒋宝龄《墨林今话》称其“下笔元气淋漓，近接思翁，远追北苑，论者有古今三董相承之说” ，“思翁”即董其昌、“北苑”为董源，在《石渠宝笈》初编中，著录董其昌作品有《山水册》、《仿黄公望山水卷》等三十四件，著录董源作品有《烟浮远岫图轴》、《夏山欲雨图卷》、《山口待渡图卷》和《重溪烟霭图卷》等四件 。毋庸置疑，董邦达过眼了这些作品，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张庚《国朝画征续录》言其“取法元人，善用枯笔勾勒，皴擦多逸致。近又参董、巨，天姿既高，而好古复笃，自然超轶，深为今上所赏” ，而秦祖永《桐阴论画》也称其“笔墨深入古法，神韵悠然，足称画禅后劲” 。其中“近又参董、巨”、“好古复笃”、“深入古法”，都是指其在古人中讨生活。这里的“古人”，自然大多数来自《石渠宝笈》。“足称画禅后劲”之“画禅”则指董其昌，因其斋号为画禅室，故称。因董邦达在编纂《石渠宝笈》中所享受到的他人所无法企及的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潜移默化，心慕手追，滋养了画田。正因为如此，《石渠宝笈》给他带来的消极一面也是十分凸显的。在其画中，古韵有余而新意不足。他的绘画缺少来自大自然的润泽，很少写生，讲求每一笔都有出处，每一笔都有来路，如其《画杜甫诗意高宗御题》、《仿荆浩匡庐图轴》、《断桥残雪图轴》、《三潭印月》（图3）和《曲院风荷图轴》（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等经典名作，莫不如此。画中虽然无论从技法、造型还是气韵、古意，都无懈可击，但就其创新性与生气来说，究竟要比兼顾写生的画家要逊一筹。或许这便是清初“四王”（王时敏、王翚、王鉴、王原祁）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流弊所在。而董邦达深陷于经营的《石渠宝笈》初编中而不能自已，画中缺少生机也就在所难免了。有论者将其与董源、董其昌合称“三董”，就其画艺而言，董邦达实在是不可与“二董”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