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董邦达《三潭印月》，纸本设色，89x4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董邦达在其时获得了无以复加的盛誉。他位高权重，官至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其画艺又“深为今上所赏”，可谓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所进呈诸画本，两朝圣人并有题咏，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然特公之余技云” ，这不是一般的官员画家可以轻易获得的。比其略晚的学者兼鉴定家阮元（1764—1849）就在其《石渠随笔》中对其大为激赏： “董文恪邦达山水画法，予窃谓为国朝第一手。其山颠多云头羊毛皴法，屋子皆整齐界画，无作草草茅庐者，盖北宋法也。魄力大而神韵圆足，又有一种士气，非烟客、麓台所能及也。文恪久直内廷，笔墨多奉御之作。大幅轴子有长至丈许者，小幅册子有小至寸许者，无美不臻，无法不备。石渠所藏，不下数百幅，而亦不能无当时代笔者所为。至编书时入选，钤石渠定鉴、宝笈重编者，则皆真迹也”。这里讲他的山水画为“国朝第一”，“非烟客（王时敏）、麓台（王原祁）所能及也”，明显是过誉之词。清人叶德辉（1864—1927）在《消夏百一诗》和《观画百咏》中均提及阮元的评议。前者有句云： “总让富阳居第一，雷塘倾倒我从同”；后者有句云： “除却雷塘庵具眼，世人未解好真龙” （“雷塘”即指阮元，因其有斋号曰“雷塘庵”，故称）。从诗意可知，叶德辉是赞同阮氏之说的。与此说持相同意见的尚有清人吴云（愉庭）。他在题董邦达《应制画册》时说： “国朝巨公供奉内廷精于绘事、擅名六法者，指不胜数。然欲求气势浑雄、笔墨沉厚、经营位置、结构天成，所谓毫端具金刚杵者，当推麓台司农，继之者，其惟东山尚书乎？尚书画证明理法，涵茹古今。远则宗法宋元，近则于华亭默妙，独得神契。论其品诣，无愧大家，足以抗席娄东，并峙一世” 。据此可知董邦达在清代的影响力，确乎不可小觑。晚清时期的书画鉴藏家李玉棻在其《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也说，董邦达能兼方士庶（1692—1751）和张鹏翀（1688—1745）之长，山水“秀逸天真，真思白化身也” （“思白”即董其昌），说明在清代书画鉴藏界，董邦达受到追捧。在近乎夸张的溢美之词外，也有一些不乏冷静的赏评。晚清时期沈竹亭在题跋其《戊子新秋山水卷》（浙江省博物馆藏）时说： “董相国画深厚似王麓台，疏秀似李长蘅，近时士大夫善六法者，罕有其匹。盛名之下，赝者极多，兹则庐山真面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