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图像蕴含的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之间的关系

麦积山142窟 影塑母子供养人

麦积山142窟 影塑女供养人

从麦积山142窟的规模形制、图像内容、造像技法等综合分析，表明开窟者应是当时秦州世家大族，且具有较高佛学义理修养。正壁右下方坛台上影塑母子供养人位置十分醒目，极有可能是该窟功德主。母子形象和装束方面也透出很多信息：母亲身穿褒衣博带式汉装，手中所持之物类似倒置的细颈瓶，尚待于进一步考证。而小孩形象为中分式束发髻，上穿圆领窄袖袍服，外罩袖裲裆衫，下着裤褶，系典型胡服。这表明其身份的复杂性，一种可能性是当时秦州地区汉化程度很高的胡族佛教信徒。另一种可能性是受胡化风气影响较深的汉族佛教信徒。从麦积山北魏晚期至西魏阶段窟龛供养人调查成果以及这一时期秦州地区民族构成情况等综合分析，前一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白象、弥猴、鵽鸟自分长幼本生故事虽然表述的是佛教戒律思想，但在麦积山第142窟出现，似乎还有更深含义。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力推行汉化政策，佛教也深受重视，僧团戒律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礼制之间也有了更多切合点。佛教戒律与封建礼制均体现出个人在群体中受到的约束，且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两者之间既同中存异，又异中有同。儒家礼制核心“三纲五常，礼之大体。”在两千年的发展和强化过程中，礼制具有了自我约束和外在约束的双重性特征。而佛教戒律则是一种基于宗教基础上的高度自我约束，主要靠自我意志的坚定来实现，尚属于道德范畴之内。两者之间在净化或教化社会之目的和功能方面具有共性，儒家做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治国之道着重于教化，其目的就是要移风易俗，将民间风俗纳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中。而佛教在中国化过程当中，世俗功利性也越来越强，与儒家的联系和复合也日益紧密，在“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也慢慢地将其道德标准与儒家看齐，如开始接受并提倡儒家的忠孝观念。做为汉化秦州世家大族开凿的第142窟，在窟内显赫位置安排了这一当时并不常见的本生故事题材，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调佛教戒律的重要性，而是更多地迎合了儒家礼制思想，用以宣扬世俗社会的等级观念，正如《大周故兖州都督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所言 “以孔教而饰事，用佛理而持心，折衷人伦之间，冥通寂灭之际。”从而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具有了更强烈的教化功能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