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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实施了先台后网再院线三重播放途径的复合，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影版的票房突破500万，其中在B站①的爆红功不可没。冲出博物馆的院墙，传播中华文明，应成为我国博物馆新的突破口。

二、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下， 博物馆的新策略

应对新的业态，从信息学的角度，博物馆应对新业态应具备以下一些新的策略。

1、内容为王，须以工匠精神做好信息内容的“生产”

从信息学的角度，博物馆的核心资源，就是信息内容。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所蕴含着的历史信息和文明信息（也有称之为“知识”，博物馆为知识传播机构）。

博物馆的工作，就是把这中间的历史信息保管好，采集、破译、解读出来，并传播给合适的受众。

“互联网+”不是万灵药，内容依然为王。须强调的是，尽管“互联网+”强大和高效，但毕竟只是平台和手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博物馆来说， 平台和手段即使技术再先进，若其目的不是为了传递观众所需要或感兴趣的知识或信息的话，再么只是无谓的炫技，对于博物馆的宗旨来说毫无意义。

技术总在不断发展，受众对新技术的新奇感稍纵即逝，无谓的炫技也难言有持续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博物馆而言，做好内容，是必然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对于博物馆来说，面对的观众素质在不断提高、随之对博物馆公共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博物馆面对这种局面，首要的前提是做好信息内容的“生产”：

一是做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文物价值信息的解读。

二是挖掘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简单标注文物多长多宽、什么年代是枯燥无味的，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件文物那个时代，文物背后发生过什么故事。甚至不仅是历史， 有时候文物的流转、保护的历程也是很好的故事。但无论做好研究也好，做好故事挖掘也好，这样的工作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能是潜心伏案，所需要的是工匠精神。

2、实施跨界融合的新传播

作为博物馆观众的纽带，信息传播至关重要。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互联网+”固然是非常好的一种助力，令这个通道更加的宽广高效，然而也意味着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信息大爆炸和碎片化时代对信息传播的干涉和破碎。在这种新的传播的形势下，势必需要新的表达和新的语言。这些新的手段主要在两个方面呈现。

（1）陈列展览的跨界融合

对于博物馆，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基本陈列和展览，因此陈列展览对于博物馆信息传播最为重要。一个好的展览必须有良好的主题内容表达、艺术美感呈献和空间视觉体验。

为了丰富展示形式和手段，近年来陈列展览一直以来是跨界融合的产物，平面艺术、空间艺术、灯光艺术、多媒体、自动控制、游戏动漫等均被融入到展览当中。现又增添了许多“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元素，尤其是通过手机的应用，像二维码、导览App，甚至VR、AR等。这些“互联网+”的融合，不仅大大拓宽了信息传播的通道，也迎合了当前人们已形成的超文本链接的网络浏览方式和体验式的参观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陈列展览同样也能超链接。用展览中的多媒体终端和观众手中的手机，通过点击互动、“扫一扫”或“摇一摇”，打开App应用或VR、AR应用，既可将展线和版面上放不下的内容充分延展，又可把信息获取的主导权还给观众，甚至实现互联网分享和离场浏览。

（2）新生媒体的跨界融合

由于病毒式传播的特点优势，以微信、微博为主流的社交媒体无疑是信息传播的利器，加上客户端等，这些新生媒体在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到现在，已经感觉不到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有什么跨界的感觉。

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博物馆， 我们已经见到新生媒体的成功应用和巨大影响。但我们也看到，社交媒体这些新生媒体的门槛并不高，但为何许多博物馆在努力却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呢？答案就在于融合。

在这个信息的高效时代，人们希望高效的获取信息，形成了碎片化的信息获取习惯，注意力很难持久，而移动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另外，由于处于信息大爆炸式的环境下，要在浩瀚的信息空间里突出自己，博物馆尤其应该专注于如何有效进行信息传播。那么如何进行呢， 就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新的融合。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网络语言，做合格的“标题党”、“图片党”，要“萌”起来，要与“亲”们多交互。

但另一方面，这样新的语言及表达一定要与我们的文物、历史等核心信息资源相融合， 否则就是空洞低俗、故弄玄虚、甚至毫无底线。

成功的案例中无一不是成功充分融合的典型，如国家博物馆的微博、微信、虚拟展厅、“文博任我行”App 等，故宫博物院的《胤禛美人图》《雍正行乐图》《皇帝的一天》等，广东省博物馆的微信导览等。

除做好内容融合外，线上线下的融合也是成功突出的关键，通过博物馆线下服务与线上信息的相融合，通过关注、点赞和信息互动，提升服务的同时大大加强了“顾客”的黏度。

3、应建立更为多元的博物馆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如何对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博物馆等事业单位进行绩效评价，一直以来都是艰难的课题，在此也并非对此论证，在此要论述的是，在博物馆绩效评价体系中，应该在信息学这个角度增加绩效评量。

要关注博物馆所管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新增了多少信息（文物征集）、挖掘多少信息（研究），传播了多少信息（展览或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