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  雁荡山花图   1963年   纸本设色   122×121cm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潘天寿曾绘制有三幅《记写雁荡山花》这么精彩的巨幅画作，竟然都没有一个图版收录于1963年的《潘天寿画集》。而关于潘先生花鸟和山水结合的尝试，1962年10月晋京画展的专家座谈会上，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光明日报》上对此报道地最为详尽：

关于山水画和花鸟画的结合问题，会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山水画家秦仲文、吴镜汀等认为：过去的传统是，山水是山水，花鸟是花鸟，有一个界线，不能混淆。他们看潘天寿的巨幅《烟帆飞运》，开始见到画面上一块大峭壁、一棵大松树，以为是花卉，进而看到一排帆船，才知道是山水。他们觉得，这画又象山水又象花卉，与一般山水画中处理远近的方法很不一样，看起来总是不习惯。这么“变”，这样追求峭拔，是否合适，值得研究。

会上许多画家则赞赏潘天寿的这种创造。花鸟画家郭味蕖、王铸九等这样阐述他们的看法：山水和花鸟本来在自然界就是结合的、分不开的，潘天寿这样创造是符合客观生活的。从中国绘画的传统看，唐以前山水、花鸟、人物是不分的；宋代马远、夏珪和明代吕纪等也曾作过山水和花鸟结合的画。山水和花鸟结合可以产生新意。有时孤零零的一朵花，看起来单调、枯燥；假若一朵花、一只鸟放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有了周围环境的烘托，看起来就自然、舒服，给人美的享受。他们认为，潘天寿努力把山水画和花鸟画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但走起来又是很难的，这需要长期的探索。老画家潘天寿的大胆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和欢迎的。

此类材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潘天寿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而实际上，除了上述流传有序的这三幅原作之外，还能见到潘天寿至少绘制过同样的另一幅“记写雁荡山花”，只是研究者可能都未曾关注到。1959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画选集》中，即印有这样一幅。与前三幅图式相同，上题“记写雁荡山花。一九五八年大颐寿者画”。可知，其晚于第一幅，但比后两幅都要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