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手高，高山仰止”。

顺利赶在撤展前欣赏了《长白遗珠：吉林省博物院藏“京津画派”作品展》，印象深刻的除了作品，还有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留言簿上笔力遒劲的这句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地理的各个领域，虽也有其他城市在某方面星光闪耀，但大多都是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双核的首都圈带动的。民国美术史也不例外，除去孤悬西北的长安画派，海上画派、金陵画派、浙江画派来自长三角，岭南画派则为珠三角代言。

至于天子脚下的京津画派，称之为民国画坛的“御林军”或者“国家队”都不为过。虽然标榜结社自由、理念自由、创作自由，但四大艺术团体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和松风画会中，前三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坛北洋系的文化副产品：成立最早的宣南画社（1915），创始人是当时的司法部次长余绍宋，中国画学研究会甚至是时任总统徐世昌亲自关照成立。三家团体的领袖和主将，有金北楼、陈师曾这样的北洋政府在职官吏、“官N代”，出身“天津八大家”之“土城刘家”这样的地方士绅望族的刘奎龄。至于松风画会，成员有前后“四溥”这样的皇族，关松房这样的宗室，以及陈宝琛、罗振玉这样的清代遗老。“门槛”一个比一个高。

地处商品经济最发达、外向度最高地域的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虽也以各种结社为基础，但结社本质上是行会甚至商社，终极目的是卖画甚至出口。京津画派这几大组织，本质上全都是以画会友、为了兴趣走到一起——比如生性恬淡的陈半丁甚至不喜上海画坛过度逐利，“叛逃”北上来京。举足轻重的北京画院就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成员却一辈子不好意思提自己的画家身份——认为画画不过只是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