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程大利在塔什库尔干的太阳城写生

90年代，我因编《敦煌石窟艺术全集》数度去西北。受到西北山川的震撼，创作出一批被周韶华先生称作“心灵爆发力”的作品。天高地阔、戈壁无垠，展示出的是“大象”。这时无从表现局部的真实，但如何表现大漠的雄阔苍凉之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应该是一种凌空驾虚，意象表达的超越观。过于写实的思维主常而不主变，古人的写生实际上是游历，饱游饫看，把山水融于内心，然后“畅神”而已。

从世纪之交，我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在研究前辈画家李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的基础上，如何不囿于具体形貌，而表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立传。月为何色？水为何形？感物应心，千变万化。不拘于形，不泥于法。启于志，会于心，直抒胸臆，夺自然之魂。如何脱出“形”的束缚，而又要得“象”之趣。宾翁说到灵魂上了，“画夺造化”，一个“夺”字，脱了皮相。行迹有规律，手段无定法，通过各样手段夺取造化真魂。郑板桥说“画到神情飘渺处，不见真相有真魂”。真魂，贵在真字。这山，那山，惟心中山才是真山。真山即是“我”。

70岁以后，一直想摆脱多年积习，在强大的传统面前，自己的一切努力往往苍白。如何摆脱数十年积累的技巧和经验，真是个巨大的难题，习气不请自来。所谓“风格”，有时是挺害人的东西。我有时故意寻找“破坏”的缺口，偶尔的放纵破法，常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时而来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快意。虽然，多数的情况是失败的。这不正是“废画三千”的意义吗？我觉得试验、探索、实践是画家一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