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一件明代“浙派”作品《湖畔消夏图》

这件作品曾经归于范宽名下。曾先后由王鑑堂、查理斯·朗·弗利尔收藏，1920年始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图片来源：弗利尔美术馆

二战之后：宋画的再发现

二战之后，天下太平，美国成了最先进、富饶的国家。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就率先在美国的博物馆、大学中繁荣起来，系统的学术制度也开始成型。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战前汇集起来的大批的宋画，或者所谓的“宋画”。这方面工作，最早从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开始，他当时是弗利尔美术馆的研究员，对战前汇集的200余件所谓的宋代绘画，作了第一次系统的甄别。一研究，不得了：他发现这些作品大部分应该归于浙派，不应该算宋画。

这样一来，“宋画到底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冒了出来。宋画研究的热潮，也就开始了。

首先要做的，是将明末以来混进宋画的浙派作品一件一件地剔除。去伪存真之后，宋画才能逐渐露出真面目。

二战之后到90年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者，几乎都参与了这场被学界称作“宋画再发现”的运动。包括高居翰（James Cahill）、方闻、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李雪曼（Sheman E.Lee）、史克门（Laurence C.S.Sickman）等在内的中国画史研究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北故宫也在李霖灿的领导下，开始了宋画和浙派的甄别运动。他们的甄别成果，专门做了一场展览《追寻浙派》。

在高居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班宗华用甄别出来的“浙派”画，在德克萨斯做了一个展览：《大明绘画》。

同时，日本以铃木静教授为主，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出版了《浙派研究》等。

大陆方面，在1960年代启动了对国家馆藏的鉴定，但是这个工作在六、七十年代一度中断。1983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几位老先生，对全国公立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作了第一次系统的鉴定，大量被标为“宋画”的浙派作品和更晚一点的其他作品，被甄别了出来。

1990年代，根据老先生们的这批鉴定笔记，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8开本，23册。

这样经过全球不同地区的努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宋画的真面目就基本清晰了。

我请大家去比较一下三本教科书：

费诺罗萨1912年写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的纪元》(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陈师曾1922年写的《中国绘画史》；

喜龙仁（Osvald Siren)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大师与原理》（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1990年代由杨新、班宗华、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巫鸿共同执笔的《中国绘画3000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他们对宋画的叙述，引用的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教材说的“宋画”，很多你都没听说过；看到图，你就知道那是假的。

因此宋画并不是从宋代以来就有的概念，很长时间人们不太清楚什么是宋画，也不认为宋画是重要的。过去一百年，我们对宋画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对宋画的认识，大体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不过区区几十年，还很年轻。

所以说，康熙朝即使能像编纂《全唐诗》《全唐文》这样编出一套《宋画全集》来，在今天也是一部“无用”的书，它只有学术史意义。不仅康熙朝，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这项工作也都还不太容易做。

浙江大学编纂《宋画全集》赶上了好时机，从2005年启动的相关工作，是在二战以来，全球不同地区系统、密集、坚持地进行宋画甄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缺少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一部能站得住的《宋画全集》不可能形成。虽然现在《宋画全集》收入的很多作品还可以再斟酌，但是基础已经比较好了。

编辑注

① 1918年3月，徐悲鸿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同事们一起观赏了紫禁城文华殿内的古代书画，写下了《评文华殿所藏书画》一文。（《中国美术》2021年第4期《“自能画”与“复心得”——徐悲鸿的古代书画鉴藏》）

1918年5月14日，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此文在当月23日~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美术界》202年第2期《中国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以及关于“改良中国画论”的争议》）

② 比如当时力主变革传统的有很多学术界、文学界的大家，像康有为、陈独秀、鲁迅他们的言论措辞都非常激烈，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策略。

③ 19世纪末，以恩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爱好者群体，使得波士顿成了美国顶尖的亚洲艺术研究中心。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兴趣源自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利坚独立百年展，日本艺术品在展览中大放光彩。

1894年，波士顿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经典绘画。时任波士顿美术馆主任的费诺罗萨组织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绘画展。费诺罗萨和未来的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鉴赏家、艺术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参观了这次展览。贝伦森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之情：“这些画的构图……和最伟大的欧洲绘画一样简洁完美……我为之倾倒。”费诺罗萨在看画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自己也神魂颠倒……罗斯这个小个子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乐不可支。我们泪流满面，不停地戳、掐对方的脖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欣赏体验。”（《帝王巨观：波士顿的87件中国艺术品》简·波特 Jane Portal）